根據歷史追尋禹鑿龍門的那段傳奇歷史

中華文化淵源流長，關于文化的發源地各地都有傳聞，也不斷的被證實，大禹是我們文化歷史上重要的一位代表，他的很多事跡也是久久流傳，今天就說說禹鑿龍門的那段傳奇歷史。

河津地處龍門山南，運城市西北隅，黃河、汾河兩條河交匯之處。河津物華天寶，歷史悠久，散落著諸多具有“古中國”標識的文化遺跡。197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河津進行了大范圍的考古勘測，判定了10多處古文化遺址。運城是“古中國”的中心，是華夏文明發祥的核心地區和搖籃，考古證明，河津作為“古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戰略要地，也是華夏民族的搖籃，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之一。

河津古文化遺址中，最具“古中國”標識的文化遺跡，當屬4100年前大禹鑿開的 “龍門”，后人為紀念大禹功德，尊稱龍門為“禹門”，由于禹門是秦晉交通要沖的古渡口，因而也稱其為“禹門口”。

一、古跡標識

1、現存古跡。據地質專家考證，龍門形成于第三紀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和200萬年前的地殼運動。那時，自然河道十分狹窄，浩蕩的黃河水下流不暢，泛濫成災。于是大禹率領先民經過四年苦戰，將狹窄的山口開鑿成現在的龍門，從此，河水暢通無阻，流向大海。大禹當年鑿開的“龍門”，就在今河津市禹門口的鐵橋下，橋長144米，橋下最窄處95米，兩岸巖石上鐫鑿的遺跡至今猶存。

與龍門相連的古跡標識還有禹門口禹王洞、鴿子庵和大禹治水遺跡——錯開河。禹王洞是大禹當年的治水指揮所和民工棲身地，傳說此洞能容千人之眾。禹門口東禹廟后“有石龕窿然若大屋”，俗稱鴿子庵，庵內有懸泉，為古龍門八景之一“鳴泉漱玉”。石門西側有一條通往陜西黃龍的峽谷，傳說大禹最初在這里向西疏鑿河道，后來發現方向錯誤，便及時改道，后人因稱為“錯開河”。禹鑿龍門的偉大創舉，開辟了“古中國”歷史新紀元，這些確鑿的古跡標識和厚重的原始文化積淀向世人昭示：龍門是華夏文明的重要淵源，河津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之一。

2、文獻佐證。“禹鑿龍門”的壯舉在戰國以來的文獻中屢屢可見。“龍門”二字出自戰國時期的 《尚書·夏書·禹貢》，書中兩處提到“龍門”：一處說“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意思是進貢的船只從積石山附近的黃河，到達龍門、西河；一處說“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意思是大禹疏導黃河，從積石山開始，到達龍門。

“禹鑿龍門”的傳說最早見于戰國時期的《墨子·兼愛中》，書中記載 “古者禹治天下……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明確記載：“龍門，禹所鑿，廣八十步，巖際鐫跡尚存。”明代《三才圖會》記載：此處兩山壁立，河出其中，賽約百步，兩岸斷壁，狀盡斧鑿，形狀似門，夏禹定為“龍門”。上述文獻所指的“龍門”，就是今河津龍門（亦稱禹門、禹門口）。

全國現有12個地方以 “龍門”冠名，但只有河津的龍門有“龍門”“禹門”“禹門口”雙重稱呼。河津原為秦皮氏縣，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因有龍門而改稱“龍門縣”，榮稱674年。宋宣和二年（1120年）以“河津一名龍門”（《三秦記》）而改為河津縣。

3、文物實證。文獻和古跡都證明，禹門口就是大禹當年治水時鑿開的龍門。但是，長期以來關于大禹和夏朝是否存在一直有爭議。2002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專家在海外文物市場偶然發現的西周中期遂國青銅禮器“遂公盨（xǔ）”銘文，為大禹治水提供了鐵證。遂公盨是西周的遂國國君 “遂公”所鑄，其銘文共98字。遂公盨銘文記述了大禹采用削平山崗、堵塞洪水和疏導河流的方法，治平了水患，并劃定九州。由于有功于民眾，大禹得以成為民眾之王、民眾之“父母”。過去著錄的古文字材料，有關大禹的很少，只有春秋時的秦公簋提到“秦公曰:工顯，膚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跡”，春秋時的叔夷镈鐘提到“咸有九州，處禹之堵（都）”，至于大禹治水的事跡，遂公盨乃是第一次發現。秦公簋和叔夷镈鐘都屬春秋時期，而遂公盨則早到西周，成為大禹治水最早的文物實證。

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李學勤教授認為，銘文中所述“禹”是夏王朝的奠基人。沒有大禹，便沒有夏，更沒有 “華夏”。遂公盨的發現，將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為詳實的關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記錄。

二、歷史標識

歷史證明，禹鑿龍門促進了交通業特別是水運業的發展，使龍門成為“古中國”政治、經濟戰略要地。大禹曾經在這里施行治水利民的政治綱領，鑿開了惠澤萬世的龍門。龍門為秦晉交通要沖，古稱 “禹門渡”，春、夏、秋以舟楫擺渡，隆冬則踏冰過河。史稱禹門為商賈云集之城，貨物集散之埠，其水路由禹門口上行可至陜北、甘肅、內蒙古，下行到潼關，并往東到河南靈寶，往西至陜西咸陽、草灘等，往來船只一千多條。春秋戰國時期，禹門渡曾經是秦晉之交的通衢要渡。唐宋時的清澗渡、明清時的清澗碼頭、禹門渡曾經輝煌多年。據史料載，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龍門水運碼頭年糧食吞吐量在500噸以上；民國時期，禹門口運煤船只常年在500艘以上，煤炭吞吐量高達4萬噸。禹鑿龍門開了河津水文化的先河，帶來了造福人類的水利工程的興修。春秋時秦穆公運糧濟晉；漢代河東太守番系修建引汾灌溉皮氏的 “番系渠”；唐代龍門縣令長孫恕開鑿三峪引泉灌田，使糧食大豐收，唐朝由此設立“龍門倉”。

歷史證明，龍門是 “古中國”軍事戰略要地。龍門位于秦晉交界處，水急勢險，是通往大西北的咽喉要道，古稱龍門天塹，為歷代兵家必爭的軍事戰略要隘。東周時設龍門關，是三晉八大軍事要塞之一。春秋戰國時期，這里是秦晉交戰的主戰場。公元前645年秦晉爆發韓原大戰，秦從龍門東渡擊晉，虜晉惠公。公元前624年，秦將孟明率兵由龍門渡河偷襲晉國，大獲全勝。隋末李淵占領龍門，渡河西取長安。公元619年，李世民奉命討伐劉武周，從龍門踏著堅冰過河，全殲劉武周軍隊……

三、文化標識

禹鑿龍門開啟了龍門文化新紀元，也揭開了華夏文明新篇章。古龍門，積存著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曾經是“古中國”的文化戰略要地。

1、鯉魚跳龍門。禹鑿龍門成就了“鯉魚跳龍門”的壯舉。“鯉魚跳龍門”的傳說見于漢代辛氏所著《三秦記》，書中記載：“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意思是：禹鑿龍門之后，江海的鯉魚聞訊逆流而上，爭相跳躍龍門，跳過的即化而為龍，到達理想境界。傳說鯉魚躍龍門時，第一批跳到半空，即以自己的脊背作為跳板，讓后來者踏跳躍過龍門，自己卻點額而回。這種由大禹培育、群鯉體現的“拼博精神、爭先精神、團隊精神、人梯精神、犧牲精神、奉獻精神”和“堅韌不拔、無私奉獻”的大禹精神，孕育了“爭強好勝、勇為人先”的河津精神。“禹鑿龍門”已成為“古中國”運城和河津的光輝名片，國家郵政局于2000年在河津市舉行《小鯉魚跳龍門》郵票發行儀式；2006年運城市被評為全國十大魅力城市時，頒獎詞的第一句是“舜耕歷山”，第二句就是“禹鑿龍門”。2009年“大禹治水傳說”和“魚躍龍門傳說”均入選山西省第二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2、大夏禹王廟。漢代，人們為紀念大禹功德，在禹門東巖創建了大夏禹王廟，。大夏禹王廟當時被譽為全國七祠八廟之首，歷代不少帝王將相、志士學子、游客騷人，紛紛前來瞻仰大禹功績，飽覽龍門壯觀。公元前11年，漢成帝曾到龍門一次，感嘆這里的形勢險要。前秦世祖永興年間 （357-358年），宣昭帝苻堅登龍門，顧謂其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類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固，真不虛也。”(見晉書)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巡狩至此，改皮氏為龍門縣。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公元479年路過龍門，派人祭祀大禹。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夏四月，幸龍門，以太牢祭夏禹，命修其廟。元太宗元年(1229年)，太宗窩闊臺由龍門西渡。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世祖忽必烈命重修大禹廟，廟成，命臣阿脫合代祀。

隋大業元年（605年），大儒王通登龍門山，發出“壯哉，山河之固”的感嘆。著名詩人李白、王勃、杜甫，文學家蘇軾、歐陽修，史學家司馬光，理學家薛瑄，著名學者顧炎武等文人墨客，都曾登龍門吟詩作賦，留下了不朽的詩聯和文章。

3、龍門八景。河津古八景中的 “禹門疊浪”“云中煙寺”，龍門八景 “層樓倚漢、曲棧連云、鳴泉漱玉、飛閣流丹、懸崖掛月、空谷驚雷、秋水歸帆、春鱗汲浪”都是聞名遐邇的古龍門人文景觀，它們同大夏禹門王廟一樣，都是“古中國”在龍門的文化標識。

四、精神標識

禹鑿龍門的偉大創舉，既給河津先民創造了優越的生存條件，更給后世留下了寶貴精神財富。大禹治水十三年，其中開鑿龍門就費時四年之久，足見當時打開龍門是大禹治水中最關鍵、最艱巨、最重要的任務，也是大禹治水的成敗所在。大禹獻身于治水大業，三過家門而不入，最終鑿開龍門，導引天下之水歸于大海，他公而忘私的高尚精神，百折不撓、任勞任怨的非凡品質，堅韌不拔的卓越意志，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也是龍門文化的基因。河津先民五千多年的狩獵農耕、謀生立業，特別是禹鑿龍門以來戰勝災害、自立自強的艱苦奮斗，造就了具有河津特色的地域文化。這些優秀文化和歷史文脈，植根于河津先民的思想觀念、舉止行為之中，五千多年來經過口口相傳，代代傳承，逐漸升華為具有 “古中國”精神標識的河津人文精神，概括講，就是：耿直秉義、好勝爭先、重文習武、和諧奉獻。

結語

龍門是河津市的西大門，河東雄關要津，她以最具“古中國”古跡標識、歷史標識、文化標識、精神標識的“禹鑿龍門”等文化遺跡表明：河津也是人類文明最早的根，最古的源，具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原始基因和明顯標識，稱之為 “古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戰略要地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