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到底算不算“淫穢小說”？
- 發布時間：2016-02-21 20:44 瀏覽：加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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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并非“淫穢小說”
提到淫穢小說，不少人就會與《金瓶梅》聯系起來。書中也確實有一些關于淫蕩生活的描寫，而且自問世以 來就不斷遭到被禁的命運。最早透露出《金瓶梅》被禁信息的，是乾隆元年二月閉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文，他說：“《水滸》、《金瓶梅》，誨盜誨淫，久干例 禁。”實際上，第一次對文學作品的大規模禁止，在清人未入關之前便開始了。天聰九年（公元1635年），清太宗指示對漢人的演義小說“停其翻譯”，手段還 比較溫和。順治九年，入關之后，對小說戲曲的禁令便有恫嚇色彩了：“壇間書賈，只許刊行理學、政治有益文業諸書，其它瑣語淫詞，及一切濫刻窗藝社稿，通行 業禁，違者重究治”�？滴醵辏ü�1687年），禁毀小說書目開為一百五十余種，五十三年則復頒諭：“私行造賣刷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 千里。賣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金瓶梅》既為“淫書之首”，而“久干例禁”，對它的禁令，是格外森嚴的。乾嘉以降，《金瓶梅》的版本在坊間刊布，是以 極其秘密的方式進行的。當局為防止其流布，采取了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政策，其中包括以成本價收購坊間所藏的版片書本，或號召坊間自行銷毀。
在種種禁令下，《金瓶梅》在人們的心目中成為了專寫性交的“淫書”，以正人君子自居的人對其嗤之以鼻。一直到現在，在人們心中它依然被貼上了“淫穢小說”的標簽。
但是，現在看來，《金瓶梅》并非專寫性交的“淫書之首”，而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作品，是一部“人間喜劇”式的作品。這部作品給人印象最深的，或許就是以 西門慶為中心人物的種種性活動。在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中，“萬惡淫為首”。作者淋漓盡致地寫西門慶的性事（變態性心理與性行為），正是從人類生活的一個本質 方面揭示封建末世官僚階級萬劫不復的沒落和腐敗。而最早認識到這一點，并提倡大家閱讀并思考的就是毛澤東。
1959年12月至 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次談話中，將《金瓶梅》與《東周列國志》加以對比。他說，后者只“寫了當時上層建筑方面的復雜尖 銳的斗爭，缺點是沒有寫當時的經濟基礎”，而《金瓶梅》卻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矛盾，揭露統治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寫得很 細致的”。
毛澤東還說：“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看一看，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的歷史。”
毛澤東自己是把《金瓶梅》當作“明朝的真正的歷史”來讀的。
那個年代，中國的“金”學研究，尚屬空白，文學史中沒有《金瓶梅》的條目，大學的古典文學課不準講《金瓶梅》，連大學教授對這部奇書也諱莫如深。
毛澤東對《金瓶梅》的這一評價，是很有深度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經濟基礎這個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層建筑領域斗爭或變更的原因，把握社會發展的總趨勢。
《金瓶梅》的作者當然不可能以自覺的理性去認識他所處的時代特質，他只能以特定的時代強加給人們的理性去批判種種與這種理性背道而馳的人和事。毛澤東一語中的，指出了《金瓶梅》這部大書最根本的價值取向。
1962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核心小組上的談話中，又將《金瓶梅》同《官場現形記》加以比較。他說：“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光寫黑暗， 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只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督鹌棵贰窙]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都t樓夢》 就不同，寫得有點希望嘛。”把《金瓶梅》定義為“譴責小說”，毛澤東是第一人！
譴責小說的最大特色是暴露。而《金瓶梅》正是一部暴露文學的結構。作者把一個時代的全部丑惡一古腦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所顧忌地揭露了一個時代的窳敗，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里陽秋來一個徹頭徹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畫出了一幅中國16世紀的《清明上河圖》。
在《金瓶梅》世界里，沒有對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沒有對政治理想的英勇獻身，只有對財富和享樂的無休止的欲望和實現自我價值的歇斯底里的奮斗�！督鹌棵贰窙]有寫到美，沒有寫到光明與希望，不是作者沒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而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過于骯臟。
現在，我們要來重新評價《金瓶梅》，就不得不對作者當時所處的晚明時代和文化環境來進行一次回顧。
當時，晚明性文化實則有兩個潮流。一是以李贄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所傳播的，以個性心靈解放為基礎的人文主義思潮。針對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說 教，李贄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主張率性而行，言私言利，好貨好色。但他并非主張淫亂，因為其理論軸心是“童心說”。所謂“童心”，就是“真 心”，就是“赤子心”。“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焚書·童心說》）。在李贄的影響下，袁宏道、湯顯祖、馮夢龍等都加入了這一潮流。袁 宏道提出“獨抒性靈”，“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任性而發，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袁中郎全集·敘小修詩》）。湯顯祖則高唱“至 情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玉茗堂文·牡丹亭記題辭》）馮夢龍主張“借 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承認“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但同時又劃分開情與淫的界限，指出：“夫情近于淫，而淫實非情。”（《馮夢龍集·敘〈山 歌〉》）不難看出，《金瓶梅》中西門慶的思想言行與這一思潮，毫無共通之處。
另一個是以腐敗的封建當局為代表掀起的縱欲主義的濁流。 嘉靖、隆慶兩朝皇帝都喜用春藥，神宗萬歷皇帝是個“酒色財氣”俱全的昏君。諸侯王的荒淫有過之而無不及，“挾娼樂裸，男女雜坐，左右有忤者，錐斧立斃，或 加以炮烙”（《明史·諸王傳》）就是他們的丑跡寫照。上行下效，濁臭熏天。魯迅說：“成化時，方士李孜僧繼曉已以獻房中術驟貴，至嘉靖間而陶仲文以進紅鉛 得幸于世宗，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于是頹風漸及士流，都御史盛靖明、布政使參議顧可學皆以進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 位。”（《中國小說史略》）
人道：性是生命之光。晚明的兩股潮流都未離開性這個命題，但前者是曙光，后者是夜光；前者引人升華，后者 誘人沉淪。前者訴諸精神世界，因而有《四聲猿》、《牡丹亭》等美文，以“情”抗“理”：“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題詞》），來 呼應那富有思想啟蒙色彩的進步思潮。后者則影響著世俗世界，正如魯迅所言：“瞬息顯榮，世俗所企羨，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間乃漸不以縱談閨幃方藥之 事為恥。風氣既變，并及文林，故自方士進用以來，方藥盛，妖心興，而小說亦多神魔之談，且每敘床笫之事也”，“而在當時，實亦時尚”（《中國小說史 略》）。于是“穢書”（如《如意君傳》、《繡榻野史》、《癡婆子傳》）、春畫（萬歷版《風流絕暢圖》、《鴛鴦秘譜》）與房中書（《某氏家訓》、《素女妙 論》、《修真演義》）盛行一時，甚至“隆慶窖酒杯茗碗，俱繪男女私褻之狀”。而西門慶，則正是那縱欲主義濁流中的產物。
16世紀末的 中國，既不是“治世”，也不是“亂世”，而是“末世”，是“濁世”。這是將死的死而不僵，方生的未能發展的時代，死的抓住了活的！兩股潮流相生相克，濁流 時而蓋住清流，夜光時而淹沒曙光，腐敗時而侵蝕詩情。這是歷史應該轉變而未能轉變的時代，“有歷史而無事變”！用以書寫這一頁歷史的，既不是輝煌的金色， 也不是象征絕望的黑色，而是只能以沉悶的灰色作基調，雜以各種中間色。這就是產生《金瓶梅》那個時代的風光。
《金瓶梅》的作者未必從 以李贄為代表的人文主義的潮流中吸取了多少營養，因而他不可能寫出杜麗娘式的憧憬理想境界的人物，也未與縱欲主義的濁流和光同塵，因而他不是站在西門慶的 水平線上去寫西門慶，沒有將《金瓶梅》寫成如《如意君傳》之類“專在性交”的“穢書”，而是站在較高的角度，“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 行，加以筆伐而已”（《中國小說史》）。
喜歡《紅樓夢》的毛澤東，也曾把《金瓶梅》跟《紅樓夢》做過比較。在1961年12月中央政 治局常委和各大軍區第一書記會議上，他說：“《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在這里，毛澤東闡明了《金瓶梅》跟 《紅樓夢》的內在聯系，也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思想價值、藝術價值以及在古典小說中的位置。
毛澤東以一個大政治家的獨特眼光對《金瓶梅》所作出的評價，不僅堪稱“金”學一家言，對我們今天更深刻地理解和接受這部作品，也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 (責任編輯：中國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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