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若璩、胡渭：為經典考本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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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公元十七世紀，因了一群杰出思想家的誕生，長期在迷蒙霧霾中茫然前行的東西方世界的人們，突然感覺云收霧散，紅日當頭，霞光乍瀉。
在這個世紀之末，西方涌現了以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為代表的一批法國啟蒙思想家，他們以筆為旗，抨擊教會，反對專制，呼喚民主與科學，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歐洲思想啟蒙運動。
而在這個世紀之初，東方則出現了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等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啟蒙思想家，他們批判言虛務空的王學末流，排斥理氣性命玄談，積極倡導并身體力行經世致用之學，從而引發了一場空前的學術革命。
在法國思想啟蒙者的陣營里，以充滿科學思辨的客觀事實，直接對抗《圣經》，向被膜拜的經典進行挑戰，進而動搖了人們長久篤信不疑的神權意識的，是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它具有刺穿蒙昧、破枉立真的利器作用。
在中國思想啟蒙者行列中，以刀削針剔，條分縷析之法，對向來被人們奉為神圣的儒家經典進行證偽，進而以無可爭辯的事實，讓人們不得不對兩千多年來一直奉為至寶的儒家經典全面質疑，開啟晚清思想啟蒙之門的，則是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和胡渭的《易圖明辨》。前者指明《古文尚書》純系偽作，后者則揭露宋儒高舉的“理”、“氣”大旗完全是誤請來的道家之神，屬于穿鑿附會。
將信仰對象變為研究對象，將虔誠的膜拜變為思辨性的審視，這就是閻若璩、胡渭遠遠超越書籍文本意義的卓犖貢獻。
梁啟超先生說：“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對研究、六經和諸子的相對研究，乃至中國經典和外國經典相對研究，經典和‘野人之語’的相對研究，都一層一層的開拓出來了。所以，百詩的《古文尚書疏證》，不能不認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
誠如梁任公所言，閻若璩、胡渭的學術之功，不僅在于辨明具體經典的真偽與源流，更在于從思想根柢上引發了知識界的極大震動。自其破暗之后，人們開始懂得，要擺脫宋明理學所帶來的文化危機，那就必須穿新鞋，走新路。從而，以實證考據為顯性特征的乾嘉漢學便呼之欲出了。
閻若璩、胡渭，上承黃宗羲、顧炎武，下啟惠棟、戴震，成為清代考據漢學的先驅，在中國學術史上有著重要的發軔意義。
閻若璩，字百詩，號潛丘。祖籍山西太原，其祖上因“世業鹽莢”而僑寓于江蘇淮安。生于明崇禎九年，公元一六三六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〇四年。
其祖父閻世科，為明萬歷年間進士，曾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
父親閻修齡，雖是鹽商，但風雅博學，以文學詞章名世。明亡之后，他隱居于白馬湖，朝夕飲酒賦詩，四方名流咸集其門。后來，他還組織了望社，聚攏了如傅山、杜濬、倪天章等一大批名流賢達，每日飛觴拈韻，醉倒花前，放懷自任，于世泊如。在孩提時的閻若璩腦海里，一直縈繞著一幅如此美好的畫面：“余幼時，每侍家大人與諸名宿語。”
淵源的家學，殷實的家境，“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家庭氛圍，這些都使得閻若璩生活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之中。
與直到九歲還不能流利說話的愛因斯坦相似，幼年的閻若璩體弱多病，患有口吃，而且反應遲鈍，領悟能力極差，他自己都說：“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
但他卻能將勤補拙，孜孜不倦，發憤讀書。讀書時，常將書開編拆散，每讀一頁，即將此頁用糨糊粘貼于幾背，背熟以后即燒掉，以示牢記于心，終身不用再讀。他不但不滿足于熟記，而且喜尋根究底，反復深思。一直到十五歲那年的某天，他“心忽開朗，如門牖頓辟，屏障壁落”，豁然開朗，從此茅塞頓開，變得聰穎異常。
東漢創建者劉秀，年幼時暗自立志：“做官當做執金吾，娶妻當娶陰麗華。”閻若璩沒有這等務實而庸俗的人生目標，他只想成為一代學識淹通、廣聞博知的學術宗師，他集陶弘景、皇甫謐名句，撰寫下一副對聯，張貼于房柱之上以自勵：“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
也是自此之后，他博覽群書，縱觀經史，學業突飛猛進，一日千里。
當地一幫知名學者，開始紛紛與他來往，一起討考古今，切磋學問。在他周圍，儼然形成了一個砥礪學問、探研經史的小小學術中心。海內名流過淮河者，皆專程登門，與之交游。
公元一六六二年，康熙元年，閻若璩游學京師，旋即改歸太原故籍。此舉的出發點，大概像今天的高考移民。文化底蘊相對薄弱的山西，通過鄉試應該更容易一些吧。聰明而又頗有能力的家長，總會為了兒女的未來大耍手腕，不遺余力，古今一例。
但令閻修齡深感遺憾，也令閻若璩深感沮喪的是，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懷才不遇的閻若璩多次返回太原參加鄉試，卻都名落孫山，始終失意于科場。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收獲，卻還是有的，而且很大。正是這“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意外收獲，改變了閻若璩的一生。
多次游歷山西的途中，長久坐擁書齋的他，得以置身于廣袤的山川之間，將腳步和視線拉得很遠，由此耳目為之一新，大開眼界。在對山川風物進行深入實地考察的同時，于不自覺間，閻若璩將行走在路上親眼見到、親耳聆聽的見聞，與書本知識進行比照，然后產生了全新的發現與認識。
其實，這條知與行相結合的為學之路，正是大儒顧炎武先前走過，而且證實是一條切實可行的通衢大道。
泰戈爾說過，聆聽窗外小鳥的啁啾，與在書房里閱讀書籍有著同等的美妙，而且不可替代。透過這扇打開的窗，閻若璩真切無比地感受到了這種不可替代的美妙。
比如，他就是因此而對孟子有了大膽的質疑。他說：“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并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即反命也。”
不親臨此地，是不會有這樣的發現的。
多走，多聞，多見，多思，始終將腳步與書本彼此參照，由此，不僅增長了旅途見聞，更厘清了書本知識，使得他漸漸深入地理之學，如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等。此間，他考察并研究了晉祠以及并州、絳州、曲沃等地的文物古跡，將書本與實際相結合，旁參互證，探賾掘隱，多有其獨到之見。
但他最大的收獲，卻是在太原結識了兩位著名的前輩學人。他們是堅持苦節、不入時流的一代碩學名宿傅山和顧炎武。
應該說，他與傅山的交往很早就起于孩提之時的家中。但那時他還是個黃衣童子，不可能與傅山有學術上的交流，此時相見，兩人卻成了忘年之交，相互討論《左傳》，切磋學問，考辨金石之學。
傅山對儒學的最大貢獻，是提出了“經子齊觀”論，啟發學者擺脫經學束縛，將史學與經學并重學習研究。清初學者或對理學進行反省，或由理學直接反歸兩漢經學，但只有傅山對經學提出了批評。他認為，經尊于子的傳統觀念是一種“鄙見”：“經、子之爭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經之名，遂以為子不如經之尊。習見之鄙可見。”因為事實上，“孔子、孟子不稱為孔經、孟經，而必曰孔子、孟子者，可見有子而后有作經者也。”所以他得出結論，“今所行五經、四書，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統也”（《霜紅龕集》）。
傅山這振聾發聵的論述，一定也深深啟發了閻若璩，使他對經書的認識，不再是放在盲目崇拜的位置，而是將之列為研究的對象。從而，他大膽沖破了前人的思想牢籠，非先儒、議經典，這才最后完成了針對皇皇巨著《古文尚書》的辨偽工作。
康熙十一年，公元一六七二年，仍是在太原，閻若璩遇到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足跡遍天下，所至之處盡結賢達，考察自然山川風俗、社會疾苦利病的一代學宗顧炎武。
此時，已值花甲之年的顧炎武，已拖著疲憊的身軀游歷完大半個中國，他正口吟著“松陰舊翠長浮院，菊芯初黃欲照畦。自笑漂萍垂老客，獨騎羸馬上關西”前往華山之陰，將那里作為此生的終老歸宿之地。
一個剛剛出發的年輕人，一個結束行程的老年人，兩位風塵仆仆的行者，就這樣在太原的傅山家中見面了。
相見之下，閻若璩的學識與見解，立刻博得了顧炎武的極大欣賞。虛懷若谷的顧老先生甚至當下掏出自己的《日知錄》，虛心向閻若璩求教。閻若璩也并不客氣，當場為之改定數條。而作為清學開山之祖的顧亭林，竟對他所改之處心折口服。古之學者的虛懷若谷、當仁不讓，盡顯其中。
紀昀后來說閻若璩：“博極群書，又精于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之外，罕能與之抗衡者。”是的，就連顧炎武都對之口服心折，閻若璩于考據方面的學力之深湛，可見一斑。
第二節
抱著“一物不知，以為深恥”的為學態度，他走上了樸學之路。
與道學或心學不同，這是一條建立在嚴謹考據之上的艱難治學之路，需要出今入古，上下求索，窮盡典籍，鉤稽考證。
閻若璩自二十歲開讀《尚書》，就懷疑《古文尚書》是后人偽造的古籍�！肚迨犯�？儒林列傳》說：“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偽。沉潛三十余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大明。”提出問題，是為了解決問題。為解釋《古文尚書》之疑，在長達三十年的歲月里，他查檢大量的經籍資料，博引眾說，反復鉤稽考證，做到“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常常的，為尋找一條疑問之處，需要查閱幾十本書籍，“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
最后，閻若璩終于撰成《古文尚書疏證》八卷。此書列舉了一百二十八條證據，用翔實豐富的資料和嚴密有力的論證，斷定《古文尚書》為偽造，獲得了學界的普遍認同。中國學術史上的這一疑案，至此水落石出，他也最終因此學術成果成為清代考據學第一人。
每一個大師的出現，都是踩著其他巨人的肩膀走來的。在考據學這條路上，閻若璩受到了很多人的影響。
最早，他受業于清江浦吳一清，是吳一清為他開啟了這扇門。
吳氏專門教授經史考據之學，所據讀本是邵寶的《簡端錄》、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應該說是吳一清的治學之法，將他引入了考據學的門徑。
其后，是黃宗羲引領閻若璩登堂入室。
閻若璩對《古文尚書》的質疑，直接受到了黃梨洲的指導。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中有記：“《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閻徵君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古文尚書疏證》寫成之后，閻若璩請黃宗羲為之作序，黃梨洲在序中給予了高度評價，稱此書“取材富，折衷當”，“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
閻若璩的學術思想，還深受傅山及顧炎武的啟迪。
在《移寓詩》注中，閻若璩就記道：“金石文字，足為史傳正偽補闕，余曾與陽曲老友傅青主極論此事。”在《古文尚書疏證》中，他也多次提到受顧炎武的啟發：“顧寧人言古人經史皆系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顧炎武寧人告予，當覓宋版翻刻以頒示學官，甚盛心也”。
此外，同時期的另一位學者姚立方，曾著《偽古文尚書》，閻百詩對他的研究也甚為稱道，贊其發現“多超人意外”，喜歡之極，抄錄了他許多辨偽觀點于自己的《古文尚書疏證》中。
兼收并蓄，廣納百川，江海乃成其大。正是對眾多學者研究成果的積極吸收，融會貫通，再加之自己精于考據，研究方法精湛獨到，最終形成了閻若璩成為清代考據學先鋒的巨大成就。
作為一個學者，質疑精神是永葆學術生命活力的源泉。
閻百詩在讀書時，每遇有疑義，則反復窮究，追根求源，必得其解乃已。他曾對弟子說：“曩在徐尚書邸夜飲，尚書云：‘今晨直起居注，皇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為請而免。后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即出此。又越五年，讀《后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
不放過蛛絲馬跡，善于追問，精于考索，發幽掘隱，這是他的學術特點，也是他為學的方向。
他認為：“古人之事，應無不可考者�？v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方法很簡單，就是要追本溯源。為此他得出結論：“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
他的兒子后來回憶乃父治學情境時說：“府君讀書，每于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
在兒子的眼里，父親閻百詩是整日埋在書籍之中的。桌上書籍盈案，時備檢索。為寫一條所得所悟，而動用數十種書來參證，搞得侍側的書童都頭目為眩，而他本人則精神涌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復窮思，“饑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后已”。
正是如此，后來乾嘉學派的集大成者戴震，才無比服膺地說：“閻百詩善讀書。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
梁啟超也贊佩有加地說：“大抵百詩學風，如老吏斷獄，眼光極尖銳，手段極嚴辣，然而判斷必憑證據，證據往往在別人不注意處得來。”
大道廣深，惟精惟能！
讀書如涉水，“涉淺水者見魚蝦，其頗深者見魚鱉，其尤深者見蛟龍”。閻若璩用他的治學方法告訴后人，怎樣才能見到蛟龍。
第三節
閻百詩一生的著述卻并不宏富。
統計一下，除了《古文尚書疏證》八卷，也就是《毛朱詩說》一卷，《四書釋地》六卷，《潛丘札記》六卷，《閑學紀聞注》二十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而且在這些著作中，毛病也是不少。如《四書釋地》，明明說的是解釋地理范疇問題，中間卻夾雜了大量無關的探討。再比如《孟子生卒年月考》，考證了一大堆，推來敲去，反復論證，最后依然沒有給出孟子出生與死亡年月的確切答案。
其實，完全不必撰著別的什么，僅一部《古文尚書疏證》，便足以奠定他在中國學術史上輝煌的宗師地位。
如同提出日心說的哥白尼，閻若璩通過自己的考據，石破天驚地向人指出，自西晉以來所尊奉的《古文尚書》，并非儒家原典，而純系一部偽作，這是何等地讓人吃驚！
先來簡單說一下《尚書》及其流傳過程。
《尚書》，或曰《書經》，是中國儒家傳統文化中的第一經典，也是每一個皇帝的治國依據。作為中國最古老的歷史文獻，它是歷代統治者治理國家的政治課本和理論依據，甚至可以說它是中國的半部上古史�！豆盼纳袝氛鎮蔚倪B帶反應是《堯典》、《舜典》、《禹貢》這些篇章的真偽，因而它的重要性并不亞于夏商周的時間斷代。
孔子晚年退歸書齋，整理古代典籍，將自堯舜至秦穆公時期的各種重要文獻資料匯集在一起，經過認真編選，挑選出一百篇編成《尚書》。
秦始皇頒布《挾書令》后，所有典籍均焚于大火。至漢文帝時，經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漢代通行文字隸書寫下《尚書》，共二十九篇，此為《今文尚書》。
漢武帝時，魯恭王在擴建王宮時，于孔子故宅墻壁中，發現了用先秦文字書寫的另一部《尚書》，被稱為《古文尚書》。經孔安國整理后獻給朝廷秘府，篇目比《今文尚書》多出十六篇。
漢代時將儒家“五經”確立為太學教科書，為了保護它們不再丟失，公元前一七五年有了石刻經書，公元前一三六年漢武帝宣布將經書作為整個國家教學的基礎。公元前一二四年，“五經博士”被任命，他們在太學之中分別教授“五經”中的一門，這一舉動標志著經書經典化的完成。
然而，在后來西晉的“永嘉之亂”中，曾被短暫立于官學，后來即被拋棄的《古文尚書》全部散軼，消失在戰火之中。直到東晉初年，豫章內史梅賾，忽然向朝廷獻出一部《古文尚書》。這部《尚書》比《今文尚書》多出二十五篇，且有孔安國所作的注。
到了唐代整理古代典籍時，陸德明以梅賾所獻本為根據作《經典釋文》，孔穎達又據之作《五經正義》。此后，在長達上千年的漫長歲月里，這部梅賾版《古文尚書》便為世所重，成為后世一切刻本的源頭，為全社會所信奉，一直延宕流傳至清初。
自唐宋到明清以來，不管是皇帝經筵進講，還是開科取士錄選人才，抑或民間蒙館課讀講授，全以之為依憑的這部儒家經典，現在，閻若璩忽然站出來，指出此書系偽作，這如何不令人驚駭異常呢？
最致命的是，如果閻若璩的說法沒有錯誤，那么就說明，集體以之為“性”、“理”理論根據的整個宋明道學家們，所說完全無憑，全系空穴來風，整個道學體系也將因失去理論依據而轟然坍塌。這無疑是學術與思想界的晴天霹靂，既振聾發聵，又耳目一新。
然而，閻若璩考據翔實，邏輯嚴密，逐條指出《古文尚書》的自相矛盾之處，用無可爭辯的事實指明它偽在何處，荒唐在哪里，將之徹底揭穿。他在《古文尚書疏證》中，從《古文尚書》的篇數、篇名、典章、制度、歷法、文字讀句、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的異同等多個角度，對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進行了全面的解析與考證，引經據典，一一陳出其矛盾所在、病闕之處，最后得出結論：這部書是一部“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為一家之學”的偽書。
經他“反復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古文尚書》疑案終于大白于天下。
第四節
在他之前，不是沒有人對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產生過懷疑。
最早的是宋代的吳棫、朱熹。朱熹懷疑《古文尚書》的理由卻很牽強，他覺得《今文尚書》艱澀難讀，但是《古文尚書》卻文從字順，這似乎大不該。
后來，元朝的吳澄撰著《書纂言》時，只注《今文尚書》，不注《古文尚書》，隱隱約約對之有懷疑，但也只是認為后者乃晉世晚出之書。再之后，明朝的梅鷟著《尚書考異》，明言東晉《古文尚書》是偽書。到清初，黃宗羲也對之有懷疑，所以寫《授書隨筆》給閻若璩，將自己的疑慮提供給后者，助其研究。
但也僅僅這幾位而已。
即便是上述學者，他們對《古文尚書》的態度，或將信將疑，或因疑而棄，或斷定為偽，但都沒有再往前跨出一步。而是將這個艱巨而又光榮的使命，交給了引經據典，搜古鉤沉，用考據之法來實證其謬的閻若璩。
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他們局限于思想上的自我禁忌。
韓愈曾經這樣說過：“曾經圣人手，議論安敢到！”即使是一塊頑石，倘若人們恭敬地將之擺放在神案之上，而且世世代代去敬奉膜拜，這塊石頭也會在人們心頭產生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味道。
《古文尚書》在長達上千年的歲月里，始終占據意識形態主流位置，被奉為儒家經典，它更會形成一種無形的威懾力量，高高凌駕于人們頭頂，置于思想當空。這使人不敢輕易懷疑，即使有所懷疑也是小聲嘀咕，不敢放肆議論，更不敢作學術上的深層次研究，生怕褻瀆圣賢。
但閻若璩做到了，就像今天的我們將《圣經》、《道德經》、《論語》、《古蘭經》、《金剛經》不是視為金科玉律，而只是看作一本前人寫就的哲理書籍，當作一本可以隨意批駁的油墨印刷品，那么它就會降低身段，回歸到書籍本身。
閻若璩的偉大之處，就在于沖破禁忌，推倒藩籬，“毅然悍然辭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
不盲目崇拜經典，以研究的態度對待神圣之物，而且言而有據，實而有證，使存疑者豁然開朗，使異見者無言以對。無疑，這是一種值得高度提倡的科學態度和治學方法。
由此，閻若璩開創了有清一代的疑古風潮。
第五節
可讓人詫異的是，作為大師的閻若璩，其人格高度與學術成就并不等肩，甚至還可以說，二者在他身上所表現的落差極大。
康熙十七年，公元一六七八年，朝廷詔征博學鴻詞科，與黃宗羲、顧炎武、傅山等堅不應詔完全不同，閻若璩興高采烈地前去應薦，但結果卻是落選。
心有不甘的他，寓居于京師，日以論學為事，在京城學界“博物洽聞，精于考據經史，獨為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內閣大學士徐乾學敬佩他的學問，將之待為上賓，“每詩文成，必屬裁定”。
其后，他參加了徐乾學領導下的《大清一統志》等史書纂修工作。這期間，閻若璩發奮蹈厲，苦探精研，終于在公元一六八八年完成了《古文尚書疏證》。因此書的面世，他聲聞天下，名動九重。
然而，讓閻若璩一籌莫展的是，紫禁城里還是始終沒有傳來要召見他的消息�？滴跞�，公元一六九四年，徐乾學去世，一統志局解散，五十九歲的閻若璩只好回到故鄉。
他懷著“績學窮年，未獲一遇”的無限惆悵心情，百無聊賴地“往來蘇杭，輕舟載書冊酒茗，倘佯湖山煙水之間”，消磨歲月，排遣時光。但期待被當朝青睞，盼望從此平步青云的冀進求售之心，溫度不減，依然熾熱。
為此，閻若璩一直在苦苦等待，始終在尋找機會。
公元一七〇三年，康熙帝南巡江浙，六十八歲的閻若璩趁此機會進獻頌詩，渴望得到最高統帥的召見。這招很靈，康熙果真因其獻詩提出召見他，然而，又因為“以御舟行速，未果”。沒趕上一睹圣顏的他，為此懊喪無比。
此后不久，此時尚為皇子的胤禛，正在收羅天下名士，因久聞閻若璩大名，他便寫來手書，邀其入京。臥在病榻之上形銷骨立的閻若璩，聞聽此訊，不勝榮幸，欣喜若狂，當下就拖著六十九歲的年邁多病之軀，日夜兼程，趕赴京師。“仰天大笑出門去，吾輩豈是蓬蒿人？”他那份洋洋得意，那份春風滿面，可以想見到。
抵達京城后，他被胤禛以極高的禮節請至府邸，尊為上賓。
《道古堂集》一書記載：“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身雖不顯，而道則享也。”
《清史稿》中也說，他被“延人邸中，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必稱善”。
《閻若璩先生年譜》記述得更為詳細：“殿下止府君跪拜，迎送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凡飲食、藥餌、衣服及幾研、陳設諸物，罔不經心，目擊其經典。命太醫院林大文先生朝夕視，且曰：‘吾受益先生日正長。’”
然而，這一切來得太遲了。這份尊榮于閻若璩而言，已然屬于謝幕時分的鮮花與掌聲了。不久，他便因病重而倒下。生命垂危之時，他仍不忘擺擺派頭，讓人“以大床為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輦之，移城外十五里”。他躺在車上，談笑風生，雖然氣若游絲，仍言笑自若。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〇四年，閻若璩死于京師館舍。
第六節
但，關于他人品的話題卻依然裊裊，沒有完結。
《四庫提要》里說他：“若璩學問淹通，而負氣求勝，與人辯論，往往雜以毒詬惡謔，與汪琬遂成仇釁，頗乖著書之體。”這種說法很委婉，也很含蓄，但其實已是在指責他的做人了。
閻若璩歷來被人詬病的，還不只是他的干謁求售，邀寵炫名，人們更多是指責他在著述之時的刻薄猥瑣，謔浪笑傲。
《古文尚書疏證》面世后，閻若璩暴得大名。同時代的另一位大學者毛奇齡，專門針對他作了一部《古文尚書冤詞》，與其力辯，指責閻若璩“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煉成獄”。
關于這件學術公案，后代學者倒是態度鮮明，絕大多數人挺閻非毛。
毛奇齡的學問也做得很好，人卻做得極差。他負才佻達，喜歡臧否人物，筆下經常有輕薄謾罵之語。而且為人好爭、好勝，甚至不惜偽造典故以欺人，或造偽師承以樂大有本者，故而其學體系雖龐大，然缺少精準，更缺少學者應具的起碼道德。在他的《四書改錯》中，他曾將朱熹罵得狗血噴頭，一無是處，后來當他聞聽清圣祖要把朱熹升祀到孔子的大成殿，就又立刻偷偷將自己書籍的印版毀掉。
也許正因人品的原因，毛西河的《冤詞》面世后，不但無損于閻若璩，反而使毛奇齡本人更讓人不齒。大家紛紛認為：“唯固陵毛氏為《古文尚書》著《冤詞》，專以攻擊《疏證》，氣懾于其鋒焰，而不敢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
錢穆先生卻不這樣認為，他持論公允地說，閻若璩與毛西河均非端士，都屬才奇行卑，他們二人在人品上“兩無足取”，都不怎么樣。“西河、潛邱，其博辨縱橫傲睨自喜之概，讀其書者，固見其呵斥先儒，譏彈前賢，上下千古，若無足置胸懷間，意氣甚盛，而其晚節之希寵戀獎，俯首下心于朝廷圣天子之前，亦復何其衰颯可憫憐之相似耶？”
據錢穆考據，閻若璩后來根據毛西河的《冤詞》所提出的批評，又重新全面修改了《古文尚書疏證》。這就說明毛的反駁有理且有力，但在修改后的《疏正》中，閻若璩“凡引《疏證》內容加以駁難者，都隱去姓名，而冠以‘或曰’”，閉口不提毛西河，“全不肯認是見西河《冤詞》后所追改”。
這樣，原來本是毛的《冤詞》駁難閻的《疏證》，現在反變成了閻的《疏證》駁斥毛的《冤詞》。錢穆說，這就是閻百詩作為考據家的不德。
第七節
非常值得一說的，還有一位叫胡渭的考據大師。
他與閻若璩生于同時，長于考據，共同致力于文獻辨偽與考訂工作，一并推動清代考據學風漸漸形成。
胡渭，字朏明，號東樵，浙江德清人。生于明崇禎六年，公元一六三三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一七一四年。胡渭十二歲失父，跟隨母親避亂于山谷之間，雖遭顛沛，猶手一編不輟。一生潛心于經史，猶精輿地之學。曾與閻百詩、萬季野等共同加入《大清一統志》的纂修工作。晚歲時，他向南巡中的康熙進獻《平成頌》和《禹貢錐指》，有詔嘉獎，召至南書房值廬賜饌，賜御書詩扇，并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胡渭素習《尚書？禹貢》，發現漢、唐、宋代學人于地理學多有疏釁、訛誤。于是，他博稽載籍及古今經解，考其異同，撰寫《禹貢錐指》，搜采方志輿圖，闡釋《尚書？禹貢》，將九州分域、山水脈絡的沿革變化詳加說明，對于山川形勢、郡國分合同異、道里遠近，一一討論。
此書的面世，使得“古今水道山脈，條分縷析，聚米畫沙，如身歷目擊者矣”�！端膸烊珪偰刻嵋吩u價該書：“宋以來……注《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瞻，此為冠矣。”從而，這部著作成為研究中國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參考書。
然而，給當時學術與思想界最大震動與影響的，還是他的《易圖明辨》。
在《易圖明辨》中，胡渭對于河圖洛書、五行、九宮、參同、先天太極、龍圖易數、鉤隱圖、啟蒙圖書、先天后天、封變象數等等，皆引典籍舊文互相參證，告訴天下學者，圖書之說乃修煉、術數旁分“易學”之支派，而非作《易》的根柢。
他指出，先天之圖，唐以前書，絕無一字符驗，只是突然出現于北宋之初的邵雍，后來由朱熹發揚光大。但宋儒也只是取其數之巧合，沒有想到自古以來《易》的傳承授受路數，所以，《易學啟蒙》、《易本義》前九圖皆延續了陳說，而考證于《宋史？儒林列傳》，《易學啟蒙》本屬蔡元定所撰，并非朱熹自撰。至于《易本義》卷首的九圖，實是其門人依附于朱熹名義而作。
此書圍繞《周易》中的“太極”、“先天”、“后天”、“河圖”、“洛書”等等概念，一一辨析其來龍去脈，逐個厘清還原。胡渭在搜羅爬剔的精細深入考證中，最后查明宋儒易理之河的根源，原來來自宋初的華山道士陳摶。
他在《易圖明辨》中，用確鑿的史載事實證明，陳摶讀讖緯之書，出于道家修煉，演化成圖，穿鑿附會出一套性命論，輾轉傳至北宋的邵雍與周敦頤那里，混入理學體系。那么，邵雍、周敦頤所得，二程、朱熹祖述的一系列性理、天命觀，便成了無根之木。從而，緊緊依附其上的宋明道統便被釜底抽薪，變得形跡可疑，宗主錯認。
正是胡渭的揭偽指正、廓清辭辟，“河圖”、“洛書”等種種矯誣之說，妖霧立收，不攻自破。
宋儒言理、言氣、言數、言命、言心、言性，所依托的根據卻是《周易》，如此，人們終于明白，宋學只是宋學，孔學自是孔學，兩不相干。自兩宋傳來的宋明理學，不管是周子的《太極圖說》，還是朱熹的《易本義》，原來根本不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秉持的儒家原旨，只是夾帶了道家私貨的歪門邪道。
這便以實證的方法，從根本上解決了先秦儒學與宋明理學的區別，使學者深信，欲求儒家思想真諦，那就得擯棄宋明理學。
和閻百詩的《古文尚書疏正》一樣，胡渭的辨偽工作對宋明理學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具有巨大的醒世作用和學術革命意義。
徐世昌在《清儒學案》中說：“東樵之學，下下古今，窮湖究委，以求其是，析其疑。故于自來說經傅會變亂之弊，埽除幾盡。治《禹貢》，辨《易圖》，有功于經學最著。與閻潛邱之證偽《古文尚書》同稱絕作。此其異乎專崇古義而不觀其通者歟！”
萬斯同對他的學術創樹意義亦極為稱道：“先生示以《易圖明辨》，則《本義》之九圖咸為駁正。采集之博，論難之正，即令予再讀書十年，必不能到，何先生之學大而能精如此！以此播于人間，《易》首之九圖即從此永廢可也。”
正是閻若璩、胡渭等人的卓越學術努力，使得發展至清初的經學，開始實現轉身，漸行漸著地向考據學方向演變。最終，到乾嘉時期呈現出汪洋恣肆之態，流光溢彩，奇葩競綻。
是的，越過閻若璩、胡渭的頭頂，向他們身后看——
以疑古、實證、考據為顯性特征的乾嘉漢學，已經悄然興起，在前方若隱若現，呼之欲出了。- (責任編輯：中國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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