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階層_《中國人自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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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按照社會習俗和法律制定的榮譽和地位,將人們分為四個階層,或四種類型,即士、農、工、商。中國社會的等級序列就是由它們構成的。
居首位的士,代表文化階層;農次之,是養育階層;工也因為它的工業力量而較受重視;地位最低的是商。
事實上,第一和第二階層是最受敬重的。二者分別是勞心和勞力的最高代表,各以其工具——毛筆和犁頭,推進社會,前者耘天,后者犁地。那么,是否從古自今,這兩個階層就一直深受人們關注呢?一個是究天,即探索未知世界,一個是耕地,養育人類。天地作為大自然的源泉,是人類勞動的基礎。我們尊重大自然的安排,并以此確定社會的等級制度。由此見可,在中國“士”“農”同樣受到尊重。由于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土地,因此,農為本,工商為末。
上述四個階層的人都可參加考試,以博取功名。雖然這種考試競爭非常激烈,但這種平等的參與權,在實質上,遠比國外人們所崇奉的“永恒原則”和載在“人權”中的所有條文都要珍貴。
考試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西方國家竟然沒想到要讓這個制度得到實行,令我感到很奇怪。這些國家并沒有因為它們的“永恒原則”而產生出最好的政府和相對完美的社會。
中國的功名與西方國家的學士、碩士和博士類似,但我們的一紙文憑除了證明對某一學科知識的掌握程度和水平外,還有別的特點,就是它們還附有相應的權利和特權。蘭多(Lindor)的歌不會被中國人理解,因為在中國,“未婚男子”絕不會有如此單純的抱負。
我對法國人倍感驚訝的是,該國人對他們的大學文憑不屑一顧。例如,沒有獲得學士學位的人對于學士學位沒有絲毫的渴求與尊敬,這如果還可以被理解的話,不解的是,那些通過考試獲得此學位的人竟然也是如此態度。一個人向來不提自己的學位,也從沒想要打聽別人是不是擁有這種學位,如果你那樣做,就如向風華不再的女人打聽年齡,會犯下大錯。
只有那些愿意獻身嚴肅科學和高等教育的人,才會不辭辛勞地去獲取碩士或博士學位。但博士學位并不能讓你得到一個職位或讓你的事業大放光彩。也許你是個藝術家或科學博士,但你也得和普通人一起平等地去競爭卑微的職位。我相信這種不尋常的現象也是一種規則。雖然我對此深惡痛絕,但不得不相信這是事實。
我旅歐十年并做了大量研究后,仍在茫然自問:“西方國家的體制中究竟哪一種原則能稱得上是民主或自由?”我沒找到。也沒人能給我指出一種類似我國這樣凡公民就可參加考試獲得學位的平等制度。當然,會有人給我講什么普選,但那不過是種隨風倒的風向標——沒有原則的原則,人們必須對公眾輿論有獨到的見解,以便能在某個特定時期,某天的某個時刻來展現自己。最奇怪的是,誰要是敢提出“我們的學院院士要通過這種普選選出”這樣的建議,肯定會被譏笑,但他們的立法委員卻是通過普選來選出。照我看,立法委員們的品行還沒有學院院士們容易鑒定。那么,我們能從他們的民主里學些什么呢?
一位指導繁重研究工作的著名人士,他的回報從哪里能得到?如果你只是一個享有盛名、志向遠大的窮漢,你的研究和獎賞能讓你在國家機關找到一席之地嗎?你能只靠你的學術聲譽能得到升遷嗎?你能靠它獲得某種特權、享有榮譽和權勢嗎?在歐洲肯定是不能的,但這些在中國就可以辦到。
所以,當我說我們的習俗制度更自由、公正、有益時,我并非妄自尊大。因為人若受過最好的教育,其行為舉止通常也最規矩。社會的安寧正是被那些好高鶩遠的做法擾亂了。要想在政府擔任高級職位,你就必須擁有同等資格,接受最高級別的考核,就如同軍隊中要求軍官勇敢,有榮譽感,還要具備軍事知識一樣。你只有如此,才能立即抑制相關部門骯臟的幕后交易和徇私舞弊的行為。
這就是中華帝國長治久安的秘密。如果歐洲采取我們的體制,他們的國家會為之一變。歐洲總喜歡不斷的變化,但他們的變化從來沒使他們比以前更好。這次只需這一變,他們就趨于完善了,我們到那時只有嫉妒的份了。
官方教育在中國是不存在的。
我們的政府擁有比某些西方國家更為開明的自由觀念。西方國家通常會發出一些不說明原因的強制性指令。我們的政府則只控制考試,所有參考人員只遵循一個法則,這也是所有法則中最霸道的一種。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我們的各種功名不僅是榮譽的標志,其本身也體現了獲取功名者的優秀。因為,他們都是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取得的功名。這種考試也是獲得一切有價值功名的唯一方式。
歐洲軍隊中實行的從特殊學校中選拔軍官的制度是最好的證明。必須經過嚴格的考核,才能進這種學校。這些學校成了真正的學院,它們具備自己的團隊精神,而且具有排他性,這里的人們會以自己的特權為驕傲。它因為形成了一種貴族階層,而影響深遠。我對歐洲綜合工科學院及其名聲十分欽慕。盡管許多事情被革命摧毀了,但該學院的顯赫地位依然牢固。因為這所學校及其學生想以此獲得社會的尊敬,他們也有此資格。
假如律師的職位是從激烈競爭中產生的,且每年授予的證書是有限的,那么,這樣的改革就會帶來莫大好處。辯護的權利就成為一種榮譽,而律師們所宣稱的團隊精神也會得到社會真正的尊重。但這只是我個人的突發奇想而已。如果他們真的相信《福音書》,就應該讓身居末位的人也有平等的機會去獲取特權。這才是民主精神的實質所在。
在中國,家庭是學習的場所。凡富裕的家庭都聘請家庭教師。每個村莊里,即使是最窮的人家也要送自己的子女上學,這些學校有的白天上課,也有的是晚上上課。學生很多,學費也很低廉。
歐洲讀者可能會對那些與科舉考試有關的制度和程序很感興趣。雖然已有不少游客描述過某些細節,但我還是想再敘述一下。我并沒想揭示一個嶄新的世界,只是想讓歐人看到中國的制度并不像他們想象中那樣野蠻,大可不必對我們抱以同情之態。我只希望幫助大家從我的視角來觀察它們。
在中國,當考生覺得準備就緒時,就可以參加最低級的考試了。參加這個考試需要到縣城報名。這個考試共有六場,通過全部科目的考生獲得省試的資格,可以前往省城參加由巡撫主持的考試。
此級考試仍包括一定數量的科目,考生如果全部通過,就可以參加由皇帝派到各省的提督學政主持的院試。只有在通過院試之后,童生方獲得秀才頭銜。院試每場考一整天,十五天后,全部考試才結束。關在小房間里的考生,不能參考任何書籍,只能帶筆、墨和紙?荚嚾枪P試,文章以文學、詩歌、歷史和哲學等為題。這樣的考試一年一度在府城舉行。
獲得秀才頭銜后的考生方能參加更高一級的考試,這個考試叫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鄉試分三場,一場三天,共十二天?忌芏,有時超過一萬,而只有兩百人可以獲得的新科舉人的稱號。
成為舉人的學子們就可以參加在北京舉行的會試了。會試的安排與鄉試相同?忌涍^考試競爭被選拔出來參加皇帝主持的殿試?忌ㄟ^殿試的考生被稱為進士。進士們按殿試成績被分成四等:一等只有四名,可任職翰林院;二等需通過競爭才能進翰林院;三等作各部隨員;四等任命為知縣或相同級別的官員。
每次殿試產生出的榜上有名的進士為數不等,但很有限。
進了翰林院的進士能進入高級行政機關,各部尚書和侍郎經常從中選拔。
無需贅言,我們也可以想像出大部分讀書人是在考試中度過自己的一生的。
大部分歐洲人一到二十歲,就不再學習,將書本置諸腦后。而二十歲時的中國人則正在為自己雄心壯志而奮發,我們努力博取新的功名,因為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榮耀和財富。
中國的等級制度并非論資排輩,而是以名分和才能而定。
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由功名決定,其職位隨學問升高。
中國人向來不會嘲笑上司,原因很簡單,上司總是勝過下屬。
按資排輩是錯誤的。年老不一定智高,謝頂就該受獎賞?歐洲各國那些年輕的部門隨員們常使我感到論資排輩的弊端,從而贊嘆我國統治者的高明,幸虧沒采取這樣的制度。
上榜消息給人們所帶來的歡樂是無法形容的。我在英國和德國這些有大學的國家,遇到學生們舉行游行及慶祝節日等活動。但照我看,這些活動既沒有熱情,也不壯觀。而這類活動在中國,不但范圍廣,參加的人多,而且異常熱鬧。
中榜者家庭的慶賀規模如結婚般盛大,族人先聚集于宗廟,用科場的喜報祭告列祖列宗。然后,連擺幾天筵席,宴請族人和朋友,痛快地表達人們的歡喜之情。中榜者如同凱旋的國王,備受愛戴。家人會在自家宅院的墻上張貼文告,向眾人宣布他考中的消息。這份文告還會送到考生的全部親朋好友家中。各式賀帖掛在中榜者家里,連他的親戚家里也會收到喜報。
當然,所有這些活動并非要打擊那些還沒有獲得功名者的熱情,而是為了使他們有榜樣可循、更加發奮努力,并使那些中了秀才的人受到鼓勵接著考舉人。進士及第的慶;顒右幠8,如公共慶典一般,以便讓家鄉的人們能和成功者共同分享快樂與喜悅。
除了鄉試和會試外,在取得秀才資格后還可以參加其他考試。通過考試的人能領一份俸祿,得個頭銜,他們能憑此得到一份地方官的職位,這些職位不是通過筆試直接選拔錄用的。
由功名帶來的榮耀能激發不思進取的人奮發圖強。中國人深信,功名會光宗耀祖。父母會因兒子所取得的功名而得到人們的尊敬。由此可見,這種競爭機制對國家有多大影響!
在別的國家,若兒子成功了,大概看不起地位卑微的親生父母,看不起自己的出身的。中國的法律比較審慎,我國沒有那樣的事。父母的地位可隨著兒子的升遷而提高。父母不但可以享受到兒子帶給自己的榮耀,還能從此進入更高的階層,因此考場得勝時,全家都激動不已。我們的祖先洞悉人心,睿智地設立了這樣一套值得全人類景仰的制度,應該得到人類的感激。我越了解現代文明,就越愛我們中國古老的制度,因為只有它真正實現了我們曾經承諾的東西——和平與平等。
報刊和輿論
若想盡可能準確地給“報刊”這個復雜的名詞下定義,也許可以這樣說:它是制造公眾輿論的定期出版物。
我想這個定義適用于大多數報刊。在這個我們稱之為“公眾”的廣袤無垠的新世界里,制造輿論并迅速用成千上萬份報紙擴散它,這是一種高貴的職業。我喜歡歐洲報刊,它可以讓你輕松地打發時光,成為旅途中陪伴你、隨時聽候你召喚的伙伴。到處都有報刊,散布在每個火車站。有報紙相伴,你就不會百無聊賴。這大概是給報紙的最好評語。
報紙對輿論沒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影響力。如果公眾一直讀一種報紙,并且該報觀點不變,似乎一直在說一件相同的事,它也許會給讀者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但公眾閱讀的是觀點不同的各種報紙。在讀完后這些觀點各異的報紙后,他們可能會在當時贊同每個政黨,在政局變動時,報紙為政黨選舉提供了方便。
報紙還滿足了一個要求。社會的構筑方式決定了它需要將所有思想傳播方式和各種傳聞都加以利用。報刊一般在不了解詳情時報道事件的發生,一旦詳情出來后,它就再也不說什么了。報刊甚至有時冒險去報道還沒發生的事——當然會有所保留。唯一令人感興趣的新聞是還沒發生的事,但一般第二天就會在同樣的報紙上發現報道有誤的聲明。此外,主導性的文章也會刊登在報紙上,持相同觀點者對這些文章大加贊賞。有人對我說,從沒發現報刊業有改進的跡象——或許地方省份除外。
把報刊說成是在沙漠中布道,似乎有些勉強,因為它有公眾作為自己的聽眾。但公眾卻很有沙漠的特性——流動的世界,沒有靜止的東西,時而是平原,時而是山峰,沒有生命,綠洲是海市蜃樓,仿佛只有翻起沙浪的颶風的呼嘯聲與其相伴。事實上,公眾也是如此捉摸不定——在今天合其口味,明天就覺得倒胃口,總是難以令他們滿足?纯茨切o時無刻不在讀報的瘋狂讀者吧:他們努力地讀上一二十份報紙,然后抱怨報上沒什么可看的。再等著看晚報,也是令人失望。明天的報,還是一無可看。最后,有新聞了,可大家早知道了。
嚴肅文章差不多從來無人問津。雖然文章很好,除了作者之外無人感興趣。作者會讀個二十遍,只要遇到朋友就一次次樂此不疲地向其兜售。要想體會那種熱情,就得自己在頭版發表文章,看著文章被某個公眾的成員拿在手里看,這時你會急切地揣測這個陌生朋友的想法,你要是有勇氣還會擁抱他,告訴他誰是作者。未體驗過那種情感的人是不會知道報紙的作用的:報刊對筆耕者來說,是一種很有價值的珍貴工具!
對報刊的上述看法將有助于我闡述下文。
中國的報紙與歐洲報刊無任何相似之處——我指的是歐洲報刊是在完全自由的出版制度下運行的。這種自由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還沒有成長起來。當然,這沒必要遺憾。自由在包括西方在內的所有大帝國,都不是絕對的。雖然我們沒有新聞出版自由,但有公眾輿論自由。從后文便能看到它并不是徒有虛名。
中國的報刊和我們所有的習俗和慣例一樣,有悠久的歷史。我們從書中得知,公元前十二世紀,人們經常傳唱的地方民歌被周王下令編纂成冊,以便了解各地的風俗。這些書后來被燒毀了,但其中的三百多首被孔子收集后,編成《詩經》,這可以算作是中國報刊業的起源了吧。
雖然長久以來再沒有類似的出版物,因為民歌早已衰落,但很清楚的一點是,中國的統治階級總能從公眾輿論中知道他們對政府行為的態度。多年來,一直有一個由監察御史組成的常設機構在中國存在,由它將各省的輿情呈報給皇帝。這種呈報就是一種報紙,只是讀者只有皇帝和當朝顯要。后來,這種報告的讀者范圍不斷擴大,如今叫《京報》,它其實是帝國的官方報紙。
中國沒有出版自由,因為它隨便的態度與我們對歷史特點和歷史真實的看法不一致。
中國沒有當代史的出版物,只有從前各個王朝的歷史資料,只要一個王朝還存在,就不允許出版它的歷史。
歷史是由學者們聯合編纂的,他們的編寫態度,就如法蘭西學院的名人們編著字典一樣慎重。
當然,可以理解的是,這些文件需要保密,以便歷史能真實地再現。想起歐洲的著名政治家在出版與當代事件有關的回憶錄時也遵循相同的原則,因此我們可以很容易接受這一狀況。在作者去世一定時間后,才能將其回憶錄正式出版發行。等時機成熟,能夠像塔西陀那樣沒有帶個人感情和好惡去寫書寫的時候,才能把回憶錄變成歷史文獻。
但不要以為歷史會永遠謹慎的保持沉默。由各省著名學者組成的監察院,享受到皇帝恩準給他們的隨意呈報的特權。他們可以“風聞奏事”,不會因為報告失實而受到懲罰。有時候,我們能看到勇敢的監察官義不容辭地指控高官,命令他們接受審查,如果有必要,還要懲處罪犯,哪怕是皇帝,也難免被彈劾。監察院真是一個不簡單的機構,因為它實現了歐洲新聞界所追求的理想。
《官報》一般只發行在官方領域,公眾根本不了解政治事件。我們不是沒有嘗試過讓公眾了解政治,但這些嘗試都沒成功。其實自打部分港口開通國際貿易,就出現了一些外國人創立的中文報刊,這些報刊是中國人按照歐洲模式編輯的。
無論好壞,作為榜樣它們都深具感染力。在有些省份,中國人也已經在努力辦報紙了。這些報紙企業很容易觸犯某些禁忌。當新聞行為逾越了現行法律規定范圍的時候,政府通常就會名正言順地運用這些法律了。因此,這樣的地方報刊就被關閉了,也沒有人想要再恢復它們。
只有那些被看作保持中立的外國人才能繼續辦報,上海和香港的報紙發行量最大。也有一些英文報,但它們的對象只有外國讀者。
還有一種中國人創辦的期刊,應該算社會刊物。這些刊物刊登游記以及作者親歷的重大事件等等?傊,一切值得注意的東西都登。但只要還是這個王朝執政,就不能發表涉及政治問題的文章。法律看似嚴苛,但它能為絕對的歷史真實提供保證。
當今社會是統一的整體,報刊是一種對輿論的匯集。從這個觀點出發,在輿論眾多的時候,報刊是能起到巨大的實際作用的。中國沒有新聞業,所以公眾輿論不易被了解。但是,我們在實際政治事務中,也有民主派和保守派。某些人總是守著本朝的古老傳統,一點也不愿向革新精神作任何讓步,和全世界的反動勢力親如兄弟。也有很多人信奉民主精神,但這種精神的意向不同于西方民主精神。西方民主包羅萬象,意義范圍頗廣,就不在這里詳述了,但肯定與我們的民主派口味不合。我們的民主派正以有益于民眾的方式爭取著民眾的利益。我覺得對兩種民主的區別予以揭示,是不無裨益的。
“對民眾有利的就是好的”這樣一個原則是被大多民主派人士所承認的。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不可能拿慎重做借口反對改革,而保守派卻認為舊的秩序是不能侵犯的。
在中國,稱民意為天意。這樣一來,所有的民眾都被此裝點為無冕之王,就仿佛每位民眾都是某個上帝創建的古老王朝的后裔。這個被所有國家廣為采用的模式有著深遠的意義,這一點也被我國四億民眾所了解,因此民眾的聲音在必要的時候,會在政府機構的正中央回蕩。
在我國士大夫階層可以代表人民向政府請愿。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士人,齊聚京城,雖然沒有官銜,卻能以人民的名義來表達期望改革的要求。
這其實是一種沒有選舉的代表制。學者和有學問的人因本人的學識而獲得聲望,理所當然地成為人民的代言人,并負責傳達天意。我想,我們應當高度評價那種勤政為民、堅韌不拔的品質,來激發人們對這個傳統最大程度的尊重。因為它將上述做法變成習慣并永久地固定了下來。
假如中國改革政治體制,采取盛行于某些西方國家的國民代表制,也要牢記這一傳統,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只能給予那些德才兼備的出類拔萃者。政府對各省“士”人代表以地方名義提出的要求,會加以認真的考慮,若法律允許且要求正當的話,政府一定會采納的。
但通常的情況是,為了使一次要求中的全部愿望得以滿足,必須制定出一部新的法律。因為不能改變現有法律,所以特殊情況必須另立專條,作為以后出現類似情況照搬的范例。
這就是我們對國民代表制的理解。辦法簡單又不會給我們帶來麻煩。我們不會發生議會制國家面臨的那些困難。整個帝國宛如一個大家庭。最高統治者接受由歷史所賦予的權威,在推動各項事業,維護各方權力的同時,享受著人民的尊重。假如某天,中央政府以民意的名義要求各省巡撫變革根本體制,這種情況下實施的變革多半不會被阻撓:因為變革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基于維護各省安寧這一愿望的需要。但我們還沒有看到這一天微弱的曙光。那些植根于各港口的報界自認為有能力左右輿論,我相信它們在努力后會不得不承認那是一個夢想。
一項發明的出色之處要想被真正的了解,只靠新聞界充滿溢美之辭的報道和評論是不夠的。若一個國家的報紙文章沒有信譽,那它們所鼓吹的那些急待實施的進步改革在看不到效果前,是不會有人信以為真的。
“報紙必須有信譽,否則不如沒有”,這在歐洲人看來,是我們唯一的罪過。
我要對話題做最巧妙的處理,由于我想表達自己的觀點,于此同時,又不想對很多令歐洲人感到好奇與欽佩的東西表示不屑,我希望我的真誠會讓我得到諒解。
侵犯性是西方文明的核心特點,這一點不言而喻。
從前,成群結隊的野蠻人也頗具侵犯性,但目的不是帶來給民眾帶來益處,而是搶劫摧毀繁榮的國家。同樣的方法被西方的文明人采用,他們卻聲稱是為了建立普遍的幸福。
暴力是他們進步觀念的起點。我冒昧地認為這不是十全十美的方法,他們將發現,每個大腦清醒的人都是反對者。中國和人類其它的居住地方一樣,為了獲得幸福展開各種各樣的生存斗爭,對于人類社會來說保證和平、消除貧窮是唯一的進步。人類災難的兩大根源是戰爭和貧窮。若能讓中國人相信,掌握了西方世界引以為榮的革新精神——自負,以及所有令我們為之歡呼的天才發明,就能獲取國家安寧、人民幸福的秘密——那么中國愿意熱情地加入這一宇宙大合唱。了解我們的人都不懷疑這一點。
但它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能讓我們相信這些嗎?我們的港口被一個著名的條約變成了國際化港口,進口的都是些什么東西呢?軍火。我們希望和平的機器,他們卻給我們帶來戰爭機器。我們開始建立常備軍,作為近代文明制度的標志。于是,我們便被他們斥責為不信任,多疑!
好吧,冒著激怒所有異意者的風險,我要說我們對一切直接或間接威脅和平的東西,以及一切激起原本就不完美的人性中好斗精神的東西感到深惡痛絕。這些被母親們所痛恨的戰爭,我們要它有什么用處呢?有一天,四億人民武裝起來,能實現什么理想?背離理性精神,把公共財富用在武力上,再濫用武力制造痛苦,這難道也是進步觀念?依我看,這是倒退,是走向邪惡。我們不能被說服相信尚武精神也是文明的一部分。與之相反,我們認為那是重返野蠻。
并不像那些外國人所說:軍火是我們需要的唯一重要的東西。其實,它是唯一被證實在中國起了作用的東西:對于那些野心勃勃的國家來說,軍火在中國起到的作用,成為他們將施于其他國家的完美示范。而其他進口來的東西,其作用就不像軍火這樣明顯了。因此,國外的人們向來以為中國人表現出了一種與他們的理性原則相悖的偏見。
就像我說過的,所有東西在中國都得接受檢驗,不僅對它自身的價值進行檢驗,而且對它所能帶來的好處也要進行檢驗。以鐵路為例,雖然它是一種特別好的旅行方式,但沒有在中國取得成功。鐵路雖好,人們是否認為它有用?直到現在也沒發現它的用途。所以,它未被中國人接納。另外,我們的社會制度會極大地被修建鐵路這樣的工程擾亂。家庭傳統被我們放在首位,這些傳統中對我們最重要的是敬重祖先,善待他們的墳塋;疖嚱涍^的地方,掀掉所有擋路的障礙,沒心沒肺,沒有靈魂,像風一樣橫沖直闖。
因此,我們的人民還沒決定是否容許這種火馬的侵犯。當初菲爾通(Fulton)建議使用蒸汽作為輪船的動力,卻被法蘭西學院拒絕,想想這個,西方人大概不會再對中國人的拒絕深感震驚了吧。中國人至少也應和法蘭西學院的智士們享有同等特權。因為對升力的不了解而破壞了氣球,還拒絕使用煤氣燈,這種行為不也是發生在他們西方國家的么?他們西方人似乎也不都積極接受新事物。在理論上說服人,再用事實證明真理,總比把真理強加于人、把傳統和風俗踏在腳下要好得多。
暴力強加的東西,人們是不會接受的。這是經驗之談。他們根本沒有必要到中國來獲得這種經驗。據說一開始在法國沒有人愿吃土豆,因為人們不愿接受強加給他們的土豆,連嘗也不嘗。這時如果想讓大家吃土豆,宮廷帶頭作表率當然是必要的,實際上假如我們了解歷史的規律會發現有一種方法更好,就是在法律中明令禁止吃土豆,這樣人們就會放心的吃了。
真正的文明應該從了解人心開始。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人心都是相同的。如果當時他們使用恰當的方法,人們將被誘惑吃掉多少土豆!可是與之相反,他們給我們帶來的卻是燙手的山芋!
如果你問一個中國人如何稱呼西洋人,他會對你說英國人是鴉片販子,法國人是傳教士,我們就是這樣看待他們的?梢岳斫,我們對這些外國人肯定印象深刻,因為我們的健康被他們毀了,我們的腰包被他們掏空了,我們的思想被他們則攪亂了。我只是在陳述事實。當然,鴉片和新宗教大概是前進中難以抗拒的兩步。公正的讀者會對此作出判斷。
看來外國人來到中國,只有一個目標——投機。令人感到驚訝的是所有投機者都看不起我們,因為我們對他們表現得不信任。這評論似乎很值得商榷,我們是真的不信任他們嗎?無稽之談!有個舉世聞名的寓言家說:“我們的敵人乃是我們的主人”,但這個主人拿著文明當借口搶走了我們的錢包,不信任?當然,我們的不信任還遠遠不夠!
我們無奈地將所有異族和陌生人混在一起,統稱為外人。但我們能分清好壞,有很多外國人對我們的體制表示出尊重,他們的這種行為為他們的民族增添了光彩。比如說,那些有良好的教養,舉止文雅,為人謙遜,處事得體的外交官,他們的舉止深深吸引了我們,他們成為西方文明最好的廣告。還有文人學者,他們研究我們的語言,從我們的書籍里收集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帶給人類的啟示。他們對我們來說不是外人,而是我們引以為榮、可以互相交流的朋友。有時候,我們幻想著能和他們——真正的人類子孫——共同創造進步和文明。因為他們與那些入侵我們港口的騙子們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在結束對眾多主題的評論前,我不能不提一下傳教士和與他們有關的評價。我準備全面地談一談,既包括人們已經說過的正面評價,也有一些人們沒有說過的負面評價。但我不敢表現出偏見。我在寫這些文章的時候,決定摒棄所有有可能使我被人們懷疑為不尊重思想自由的內容。碰巧,在政治學自由學院(很榮幸,我也是該院的學生)的出版物中,我發現了韋爾內德(vernede)先生的一本書。我從這本書上引用了我不敢冒險說的一些話,不過就算我冒險說了恐怕也沒人會聽,那就聽聽他們自己的話吧。他在《法政年鑒》(‘Annuaire Exercise’,1875—76)一書中寫道:“三個世紀以前,傳教士們在書中對中國作了熱情洋溢的描述。他們說每個生活在這個奇妙國家的人都很快樂,上帝將無窮的祝福,不盡的布匹,可口的飲料和豐饒的物產賜予了這個國家!
“勢力強大的耶穌會很聰明,不久就意識到這個國家提供了什么便利條件,于是將一些杰出人物派到這里。這些人迅速明白,他們必須宣揚同情心,把自己融入中國思想,將他們的歐洲特性完全拋棄,然后再和這個偉大的民族談他們的教義和神祗。否則他們不會被這個偉大的民族接受。一五七九年,一些有名的意大利人環游中國,傳授天文學、物理、藝術和宗教!
“皇帝熱烈歡迎傳教士們,由國庫撥發薪金。社會各個階層被他們難以抵御的風度征服了,人們被他們的言語征服了。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沒有和現在的傳教士一樣仇視中國人對祖先的崇拜——類似于古羅馬的祖先崇拜。他們與中國人一樣尊重孔子并言行謹慎,避免觸犯支撐這個帝國政治結構的根深蒂固的傳統!
“康熙皇帝為表示對他們出色工作的承認,降詔允許他們開設教堂。其肇端真的令人驚奇:
‘禮部尚書敬啟陛下:
臣等仔細考慮了陛下的吩咐,認為這些歐洲人仰慕您的睿智和無上的美德,漂洋過海從天涯盡頭來到我國。他們是數術方面的權威,對我國有很大幫助。
歐洲人在各省沒有不軌之舉和違律之行。所頌教義沒有害處,也不會帶來麻煩。
臣等以為,應批準開設教堂,百姓也可禮拜上帝。隨其所愿!
沒多久,耶穌會在遠東獲得的影響遭到多明我會和方各濟會的嫉妒,遭到梵蒂岡的質詢和迫害。耶穌會建造的輝煌建筑被毀壞了,并在一七七三年,被教皇克萊門特十四的一紙詔書逐出了中國。
遣使會用自己的方法取代了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方法。這個國家的道德習俗、傳統思想和信仰被該會的傳教士們傷害了。耶穌會的修士們在中國各地有很大影響,這個偉大的民族已經逐漸準備迎接西方國家的財富并與之交流,修士們本來可以對歐洲制定中國政策和開展對華貿易提供有力幫助,可是遣使會卻把一切都毀了!
這些引文絕對真實可信。公平地說,不管在哪里,如果傳教士只是積極的影響人們的思想,那么政府就不會對他們敵視。但如果目的是打著福音派教義感化靈魂的幌子,通過他們的身體力行,使人們產生共鳴,在消除了對他們的不信任后,開始實施他們藏在宗教外衣下那些不可告人的陰謀的話,絕對會引起中國人的憎惡。如果傳教士把宗教熱情變成政治間諜活動,那么將無人為他們辯解。
那些給我們打上“野蠻人”標簽的人在看了以上論述后,大概已經可以減輕對中國人的偏見了吧。我們缺乏信任感?是的!我們又能如何?
在這個實驗的時代,我們也希望有一種比“保護國制”更好的體制,用來和遙遠的國家結盟。難道國與國之間就不能更好地溝通?不能事行預備一個協定使大家互相讓步嗎?人的大腦不就是用來互相理解的嗎?我認為只有這樣的方式才能挽回被“炮彈文明”毀掉的一切。槍炮和硝煙太昂貴了,那樣贏來的文明之花只能在廢墟上綻放。
- (責任編輯:中國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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