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兩個口號”論爭的實質
- 發布時間：2017-11-30 13:49 瀏覽：加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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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是1936年10月19日逝世的。直到去世前，他還不得不遭遇連續不斷的糾纏與包圍，依然在同中國的“非人間的黑暗”作斗爭，漫無邊際的文網，此起彼伏的論戰，這似乎就是魯迅的人生。“兩個口號”之爭，是魯迅生命的最后的糾纏，這“兩個口號”分別是“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一、“國防文學”的提出
早在1934年10月，周揚就首次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出于對蘇聯文學的熟悉和了解，他移植了蘇聯“海陸軍文學同盟”所提出的“Literature of Defense”。比對蘇聯文藝界情形，周揚對于中國文學創作現狀提出了批評，并呼吁中國“國防文學”的出現。1935年秋，和黨失去了聯系的周揚他們曲折地得到了黨的一些指示，在《國際通訊》和《救國時報》上看到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相關文件的精神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成立“國防政府”的主張。與此同時，周揚收到了由魯迅轉交的“左聯”駐蘇聯代表蕭三的來信，來信指示在“組織方面”取消“左聯”，“組織一個廣大的文學團體”，響應“政治上的口號、策略”，“作文學運動的至少是要追隨它，符合它”。根據周揚和夏衍等人后來的回憶，對《八一宣言》，他們首先在文化界黨團內部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討論和傳達，學習領會黨的新政策、新精神；接著對于蕭三信的“指示”由“文委”（文化工作委員會）討論后，再傳遞到“文總”（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下的各左翼組織的黨員之間。經過長時間的對于《八一宣言》和蕭三信的傳達和討論后，左翼文化界內部思想逐步統一，就文化界很多問題作出了共同決議：解散包括“左聯”在內的“文總”下各左翼組織，在文學上重提“國防文學”口號等。由此可見，這時的“國防文學”已經不單單是個人喜好問題，也不僅僅是文學上的問題，它是由上海文化界的黨組織通過的一項文學政策和決議。“國防文學”恰好符合“國防政府”的提法，也與蕭三的信中的精神相符。在“文委”碰頭時，周揚向夏衍征求意見說：“現在我們在政治上要搞抗日聯合戰線，文藝方面也要有一個相應的可以團結多數人的口號。所以我們打算根據《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夏衍在得知“文委”的章漢夫、胡喬木都同意后，他自己也表示認可，并自告奮勇向他負責的戲劇、電影界傳達。就這樣，在黨組織層層傳達下，不僅是文化界的黨員，還包括一些圍繞在黨周圍的左翼文人，都積極擁護新政策、新口號，大量贊成“國防文學”的文章頻頻見諸報刊，一時間，“國防文學”成為一個文學熱點。
二、魯迅對當時文學形勢的基本態度
首先，在“左聯”解散的問題上，魯迅與當時的領導人出現了認識上的分歧，繼而影響到魯迅對周揚等人成立的新組織（“文藝家協會”）的不信任。
周揚等決定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解散左聯，代之以新的組織“中國文藝家協會”，并研究決定讓茅盾去征求魯迅的意見，魯迅表示反對，茅盾回憶道：“魯迅對蕭三的信取看一看再說的態度，他對于把原來的敵人拉來做朋友表示懷疑，對于解散‘左聯’也不表贊同。”魯迅認為“‘左聯’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幟，旗一倒，等于是向敵人宣布我們失敗了。”魯迅雖然對“左聯”的領導人有諸多不滿，自己實際上已經和他們很疏遠了，但心底里還是很珍視這個戰斗團體，不愿其輕率解散。而且，以魯迅一貫的性格，是不主張與先前的敵人輕率談和的。由于魯迅態度堅決，“左聯”又派當時的書記徐懋庸再行說服。徐懋庸回憶說，當魯迅聽到“左聯”常委的決議后才不再堅持，他說：“既然大家主張解散，我也沒意見了。”但魯迅提出解散時發表一個正式宣言。后來知道并未發表解散宣言，魯迅“臉色一沉，一言不發”。
1936年春，“左聯”自行宣布解散。從其后魯迅的兩封信件中可以看出魯迅失望的心情和不屈的態度：
1936年4月24日致何家槐信拒絕加入“文藝家協會”：“我曾經加入過集團，雖然現在竟不知道這集團是否還在，也不能看見最末的《文學生活》。但自覺于公事并無益處。這回范圍更大，事業也更大，實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簽名并不難，但掛名卻無聊之至，所以我決定不加入。”
1936年5月2日致徐懋庸信：“集團要解散，我是聽到了的，此后即無下文，亦無通知，似乎守著秘密。這也有必要。但這是同人所決定，還是別人參加了意見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潰散。這并不很小的關系，我確是一無所聞……好在現在舊團體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沒有加入，不再會因我而引起一點糾紛。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舊公事全都從此結束了。”
其次，在民族危機中，魯迅一直堅持自我主體性。不管是外國的侵略者，還是中國的獨裁者，抑或是左翼黨團內部所形成的新專制主義傾向，只要是對人造成了壓制，魯迅都堅決反對。
即使到了在民族危機更加緊迫的1936年，在民族情緒和“國防”意識高漲的時刻，魯迅仍然留下了清醒的語句：
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這樣的結論：“那么，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者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為，一到現在，就好像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
這是收在1936年10月發表的《半夏小集》中的一組文章，幾天之后魯迅離開了人世，這些文章連同那句著名的遺言：“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是臨終前的魯迅對于左翼戰友以及后來人最沉痛的告誡。
三、“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出爐
1936年4月25日左右，參加過長征的馮雪峰回到上海。作為黨派到上海的中央特派員，他的主要工作是設立電臺，建立上海和陜北中央之間的聯系，并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文藝界的事對這位中央特派員來說，只不過是細枝末節，用馮雪峰自己的話來說是“附帶管一管”�？删褪沁@“附帶管一管”的事情，讓馮雪峰費心力最大，但事與愿違，因為馮雪峰的介入，上海文藝界掀起了更大的波瀾。
馮雪峰回到上海后，通過與魯迅的聯系，部分感受到了魯迅對當時“左聯”領導人的意見：“第一，當時上海文藝界的一些糾紛，尤其革命的文學工作者中間的某些不團結的現象，很刺激了他。第二，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由于沒有人對他正確地解釋過，最初他確實是懷疑的；加以‘左聯’的解散也不曾經過很好的討論，到那時候他的感情還扭轉不過來。”出于維護魯迅和黨的長遠事業的需要，馮雪峰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和嘗試，他為此建議提出一個新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當“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口號率先被胡風拋出后，一場大的論爭正式爆發，這就是現代文學史最著名的“兩個口號”之爭。
四、“兩個口號”論爭的實質
“兩個口號”論爭的實質究竟是什么？是宗派之爭還是人際誤會？我們覺得都不完全是，滲透在其中的意義需要通過魯迅的獨特態度來加以理解。
在魯迅看來，不論是“國防文學”還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其過分注重政策路線勢必會忽略對作家的個人生命追求的尊重。魯迅之所以對“國防文學”口號的提出以及對稍早解散“左聯”的處理方式很不以為然，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魯迅看來，文藝事業并不能簡單地用行政命令來指揮。行政命令可以隨意解散一個堅持奮斗的文學組織，可以統一人們的文學主張，這樣顯然充滿了以簡單行政命令干預文學活動的危險。當這些行政命令的發布者、執行者又在其中摻雜了較多的個人好惡，那么就更加值得警惕。
考察魯迅之于“兩個口號”論爭的獨特態度，我們就需要注意到這個事實：與“口號”本身的具體內容相比，魯迅更看重透過這些論爭所反映的文學領導者的心態與人格。
盡管馮雪峰費盡苦心想通過新口號來安撫魯迅，但很顯然，對于口號問題最不在意的就是魯迅自己了。與“國防文學”的提倡者組織開會、決議、傳達、集體塑造文學標本的鄭重其事不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出爐似乎有點“倉促”和“隨意”。魯迅對于新口號的態度，也是“漫不經心”，不愿多做解釋，甚至也不怎么十分關注，他用盡最后的余力，陷入“兩個口號”的糾纏中，不是要爭執“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比“國防文學”更合適，正如周揚等人后來所辯護的，魯迅甚至從來都沒正面反對過“國防文學”，而魯迅所反對的正是那些拉著“統一戰線”的大旗作虎皮的專制作風。誠然，在民族的危難救亡中，必須聯合起來，民族主義本質上也是一個由若干個體構成的集團主義。那么這也意味著在個體與個體的聯合中，在政黨與政黨的聯合中，大家彼此都要作出一些權利的讓步和犧牲。但這決不意味著，個人的主體性就可以完全被踐踏和忽視。過去我們常認為魯迅的新口號更加強調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與此相對，國防文學則有點“右傾”和“投降主義”的傾向，這一點周揚后來自己也有承認。其實這只是表面化理解，不論是“國防政府”提出者還是相配套概念“國防文學”的發明者，恐怕他們對于“領導權”的重視都遠甚魯迅。還是日本學者丸山升先生分析得到位：“魯迅所期待的不是掌握‘領導權’，毋寧說是保衛最低限度的‘主體性’”。
在馮雪峰籌劃新口號的過程中，魯迅也盡力配合，允諾如《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等文稿由他人代筆起草，但是，由馮雪峰代筆部分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側重于理論主張的辨析，這顯然不符合魯迅的意愿，所以在親自修改的部分，魯迅竭力揭露和批判的是自己隊伍內部的流言與專制，因為它們實在是足以影響中國文學長遠未來的隱憂。
最能體現魯迅晚年心態的《半夏小集》寫成后，魯迅并沒有急著拿出去發表，而是先給馮雪峰過目，魯迅說：“你看看。也許你不以為然的。”盡管馮雪峰表達了對于魯迅這些小雜文的“理解”，但魯迅“你我”分明的表達頗顯意味深長。胡風的回憶錄中還有這么一段：“到病情好轉，恢復了常態生活和工作的時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語氣倒很像……’魯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說：‘我看一點也不像’。”由此可見，在“兩個口號”之爭中的魯迅始終保有清醒的認知。
總之，“兩個口號”之爭，是在表面的宗派之爭或者誤會之下，折射出來的政治政策和作家個人主體性之間的沖突。頗具意味的是，魯迅和左翼作家由爭執始，由爭執終。這正是“橫站”的晚年魯迅留給我們的深遠的思考。
- (責任編輯：中國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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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北漂僅兩月工資便買一套四合院？原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