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現代評論派的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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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評論派”是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的一個自由主義的政治文化派別，是圍繞著《現代評論》周刊而形成的頗具思想復雜性的文化派別。1924年12月，一批曾經留學歐美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教授和文化人創辦了一個綜合性刊物——《現代評論》周刊，主要撰稿人有王士杰、高一涵、胡適、陳源（陳西瀅）、徐志摩、唐有壬、顧頡剛、燕樹棠、周鯁生、皮宗石、陶孟和等�？d文章的主要內容，大致可分為時政評論、文學創作、學術討論和讀者通信四大門類。由于他們文章的基本宗旨，都主張轉型期的中國政治體制，應效法西方人文精神、實行民主法律秩序，所以《現代評論》雜志也通常被人們視為是同人刊物。他們通過這個刊物，發表時政觀點、傳播西方文化，希望用西方現代社會的民主意識，最終建立一種自由的政治、立法制度。作為20世紀20年代的自由主義的文化流派，“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團體，而是涉及政治、經濟、科學、文藝等方面，以抨擊時政、參與社會而見長的團體。‘現代評論派’在倡導啟蒙、改造文化等方面做過許多工作，在中國新文學發展史和新文化發展史上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1925年和1926年間，圍繞著“女師大事件”、“五卅運動”和“三·一八慘案”，等重大社會事件，魯迅同“現代評論派”展開了長達一年之久的論爭。魯迅的《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記錄了這場斗爭的歷史。
一、論爭的起因
魯迅與現代評論派論爭的起因要從“女師大風潮”說起。
女師大始建于清末，原為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1924年，更名為“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時任女師大校長的楊蔭榆是引發這次學潮的主要原因。楊蔭榆（1884-1938），無錫人，畢業于上海務本女中，先后到日本及美國留學。1922年，楊蔭榆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專業碩士學位后，回國繼續任教。1924年2月，她受北洋政府教育部委任，接替許壽裳出任女師大校長，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學校長。
楊蔭榆強調學校猶如家庭，需要一個穩定的局面。她要求學生專心讀書，不要參與政治活動，因此把學生的愛國行為斥為“學風不正”，橫加阻撓。她的這種做法，迎合了北洋政府懼怕學生運動、禁止學生關心國事的心理，遭到了師生的強烈反對。1924年秋季開學之際，受南方大水和江浙戰事的影響，部分學生沒有按時報到。楊蔭榆以整頓校風為由制定了一個校規，開除逾期返校的學生。但在執行校規時，卻沒有做到公正、公平。這一做法引起了學生和教職工的嚴重不滿，學生連續以請愿、宣言等方式進行抗議，并由此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驅楊運動”，女師大風潮由此爆發。1925年1月，女師大學生自治會向楊蔭榆遞交了要她去職的宣言，并派代表前去教育部申述楊蔭榆仟校長以來的種種“不端”行為，請求教育部撤換校長。4月，章士釗以司法總長兼任教育總長后，強調“整頓學風”，公開支持楊蔭榆。5月7日，楊蔭榆阻撓學生舉行“國恥日紀念”活動，被學生的噓聲所趕走。5月9日，楊蔭榆借校評議會名義，將學生自治會成員蒲振聲、張平江、鄭德音、劉和珍、許廣平、姜伯諦等六人開除。11日，女師大學生召開緊急大會，決定驅逐楊蔭榆，并出版《驅楊運動特刊》。女師大風潮很快發展成為一場社會斗爭，章士釗、陳西瀅、胡適和徐志摩等人支持楊蔭榆，而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進步教師則支持女師大學生。5月27日，魯迅親自寫好《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宣言》，征集了馬裕藻等六人的簽名，在《京報》刊出。魯迅沒有料到自己《關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的宣言》竟引起了他的同事，北京大學“現代評論派”的教授們的另外一種反應，并引發了一場轟動一時而影響深遠的論戰。
引發沖突的是《現代評論》1卷25期發表的陳西瀅（陳源）的《閑話》一文。陳西瀅，江蘇無錫人，原名陳源，筆名西瀅，1912年去英國讀中學，后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1922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后任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適支持下，與徐志摩等人創辦《現代評論》周刊，在該刊開辟《閑話》專欄。對這次女師大風潮，他在第一篇《閑話》（收入《西瀅閑話》時擬名《粉刷茅廁》）中說：“以前學校鬧風潮，學生幾乎沒有對的，現在學校鬧風潮，學生幾乎沒有錯的。這可以說是今昔言論界的一種信條。”進而認為“到了這種時期，實在旁觀的人也不能再讓它醞釀下去，好像一個臭茅廁，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在這時候勸學生們不為過甚，或是勸楊校長辭職隱退，都無非粉刷茅廁，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我們以為教育當局應當切實的調查這次風潮的內容，如果錯在校長，自應立即更換，如果過在學生，也少不得加以相當的懲罰，萬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致將來要整頓也沒有了辦法。”在文章結束的時候又補充道：“《閑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我們在報紙上看到女師大七教員的宣言。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藉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這個宣言語氣措辭，我們看來，未免過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幾句就知道了……這是很可惜的。我們自然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但是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傳布得厲害了。”
如果僅是意見與態度不同，后來的爭論或許不會發展到那樣嚴重的程度�？梢钥闯�，陳源不僅自己明顯地站在校方一邊，對學潮中的是非作出了明確的判斷，指責學生“不像樣子”，而且呼吁當局“整頓”學校，“萬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更為關鍵的是，又暗示“某籍某系的人”，“暗中挑剔風潮”，并指責宣言“過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等等。陳源的“閑話”立即引起了魯迅的還擊，魯迅連續寫出《我的“籍”和“系”》、《并非閑話》、《并非閑話（二）》、《并非閑話（三）》、《公理的把戲》、《這回是多數的把戲》、《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等文章，與陳西瀅展開激烈的爭論。在《我的“籍”和“系”》中，魯迅先說在“青年必讀書”應答中自己曾受到某些人的詬病，那是暗的，不意現在陳西瀅的指責，將他在風潮中的作為“化暗為明”。接下來坦然承認自己確乎是浙江省籍，確乎是北京大學國文系的講師。陳西瀅在文章中用了“挑剔風潮”一語，魯迅便以此作為攻擊的契人點，大加撻伐：
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確的，至于“挑剔風潮”這一種連字面都不通的陰謀，我至今還不知道是怎樣的做法。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則立刻犯了嫌疑，至于使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如西瀅先生者也來代為“可惜”呢？那么，如果流言說我正在鉆營，我就得自己鎖在房里了；如果流言說我想做皇帝，我就得連忙自稱奴才了。然而古人卻確是這樣做過了，還留下些什么“空穴來風，桐乳來巢”的鬼格言�？上铱偛荒蜔┚床胶髩m：不得已，我只好對于無論是誰，先奉還他無端送給我的“尊敬”。
1926年1月13日，徐志摩在自己主持的《晨報·副刊》上，發表了《“閑話”引出來的閑話》，徐志摩的這篇文章說陳源私淑法郎士，對女性的態度太忠貞之類的吹捧話，又引起周作人的反感，提筆寫了《閑話的閑話之閑話》一文投寄《晨報·副刊》，借陳西瀅對女性不恭的傳言給以諷刺和揭露。陳西瀅自不相讓，立即寫信給周作人，稱兄弟兩位捏造事實，傳播流言云云，把魯迅也扯了進來，引起雙方之間的又一場混戰。在激戰中，胡適曾經分別給魯迅、周作人、陳源寫信，希望雙方停止論戰：“你們三位都是我很敬愛的朋友，所以我感覺你們三位這八九個月的深仇也似的筆戰，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們三位都自信這回打的是一場正義之戰，所以我不愿意追溯這戰爭的原因與歷史，更不愿評論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當日各本良心的爭論之中，不免都夾雜著一點對于對方動機上的猜疑；由這一點動機上的猜疑，發生了不少筆鋒上的感情，由這筆鋒上的感情，更引起了層層猜疑，層層誤解。猜疑愈深，誤解更甚。結果便是友誼上的破裂，而當日各本良心之主張，就漸漸變成了對罵的筆戰。”
但是由于緊接著北京爆發了段祺瑞執政府開槍鎮壓學生運動的“三·一八慘案”，雙方的論爭因此進一步升級，思想對立也更加明顯。對于“三·一八慘案”，“現代評論派”雖然憤怒譴責了當局的血腥屠殺政策，但同時又對學生參加社會上的各種政治運動，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周鯁生在《現代評論》雜志第1卷第22期上發表了《青年的政治》一文，他認為“年來學生的政治運動之所以難得社會同情，也許是因為那些偽政治運動太多，令人看輕看厭了的原故”。他一再提醒學生注意不應為政治所蠱惑，不能成為政治的工具或奴役，“要知道不是一切形式或意義的政治活動，都是學生應做的”。胡適在《現代評論》第2卷第42期劉治熙的《“愛國運動與求學”》的來信附言中也強調：“救國事業不是短時間能做到的，而今日學生們做的群眾運動卻只能有短時間的存在；救國是一件重大的事情，需要遠大的預備，而跟著大家去吶喊卻只能算是發發牢騷，出出氣，算不得真正的救國事業。”“三·一八慘案”發生之后，胡適、陳源、高一涵、王世杰、燕樹棠、皮宗石等人，于1926年8月29日在《北京大學日刊》上聯名發表了一則宣言，認為學生應以學業為主，少數人的社會政治活動不能妨害大多數人接受教育的合法權利。兩天之后，胡適又專門發表了《愛國運動與求學》-文，明確表態說：“‘英日強盜，也不是幾千萬人的喊聲咒得死的。救國是一件頂大的事業，排隊游街，高喊’打倒英日強盜‘，算不得救國事業；甚至于砍下手指寫下血書，甚至于蹈海投江，殺身殉國，都算不得救國的事業……我們要很誠懇地指出：易卜生說的’真正的個人主義正是到國家主義為惟一大路，救國須從救你自己下手”。
陳源在《現代評論》3卷68期上的《閑話》中，雖然對執政府的暴行表示了極大的憤慨與譴責，但同時卻又把矛頭指向群眾領袖，說楊德群烈士的慘死，是受女師大教員所驅使。暗示“三·一八慘案”是受人蠱惑而釀成的，“對理性沒有充分發展的幼童，勉強灌輸種種的武斷的政治或宗教的信條，在我看來，已經當得起虐待的名字，何況叫他們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的苦！”
魯迅對陳西瀅的“閑話”非常憤怒，在《死地》中指責陳源“學生們本不應該蹈死地”的言論，“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在《空談》中說：“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么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的責任。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同自投羅網一般。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溝通，怎么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預想不到的。”
魯迅與現代評論派之間的論爭，針對“三·一八慘案”達到高潮，直至1926年8月魯迅到廈門大學任教，方才告一段落。這場論爭使雙方在情感上都受到極大的傷害。陳西瀅每每挑起事端，但在強有力的對手面前，總顯得有幾分被動，幾分狼狽。論爭對于魯迅“同樣引起了巨大的情感波瀾，經歷了精神的痛苦熬煎：所有外在的黑暗全部轉化為內心的黑暗，所有外在的反抗也都轉化為內心的掙扎”。正如魯迅在編完《華蓋集》以后在“題記”中寫道：“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
二、論爭的實質
魯迅與以陳西瀅為代表的現代評論派之間的論爭，在表面上看起來，是針對某一具體的社會事件的思想分歧與論爭，而且論爭中還帶有一定的私人色彩，實際上是新文化戰線分化后，不同的文化陣營之間思想的對立與沖突�，F代評論派與魯迅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啟蒙話語，他們依照不同的話語資源，對中國的現代性賦予了不同的想象。有人甚至認為，由于種種復雜的歷史原因，在中國現代文化發展史上，把“本應該屬于五四啟蒙話語范疇的見解分歧，納入到了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的思想斗爭去加以定論，故而從本質上遮蔽了兩者論爭的時代意義與深遠影響。魯迅與‘現代評論派’之間的思想交鋒，集中體現著東洋派留學生與西洋派留學生的不同人生態度，以及他們對于現代性價值觀的不同理解，同時也反映著轉型期精英知識分子的矛盾文化心態。”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分成了兩派：革命派和自由派。革命派主張直接參與政治行動，自由派則堅持漸進的、教育導向式的改革觀點。“現代評論派”顯然屬于后一種。魯迅與“現代評論派”之間的論爭，正是這兩種不同的知識分子話語之間的論爭。
從表面看起來，以陳源為首的“現代評論派”每每站在校方、官方的立場上，為強勢群體“辯護”，而魯迅則堅定地站在學生、群眾一邊，為弱勢群體說話，實則表現為兩個文化陣營之間關于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對立與沖突。“在魯迅看來，‘現代評論派’的這些教授一方面是‘特殊知識階級’，以受西方教育為資本，以在中國實現西方式的現代化為理想，骨子里又是中國傳統的‘正人君子’……這就是說，魯迅在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中，并不著眼于對陳源們所提出的英美自由主義理念本身的批判，而更關注于他們的自由主義理念運用到中國的現實中——例如，在中國教育當局與學生的對抗中一一他們所持的態度，實際所發生的作用，以及由此而暴露出他們靈魂深處的一些東西。”“這班留學英美的教授的自我定位是現代中國的設計者、指導者和中堅力量；而他們的現代中國的設想又是很簡單的，就是把英美的東西全盤搬過來。而魯迅恰好要對這樣的”現代中國的設計者和指導者“提出質疑，魯迅始終抓住特殊的知識階級，不放，這可能是更為內在的原因。”
回望中國現代化的百年歷程，中國的啟蒙運動從維新變法開始已經拉開帷幕，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就大規模地向日本（東洋）和歐美（西洋）各國派遣留學生，這些留學生在中華民族危亡的時刻，出國求學，尋找救國良方。他們回國后，面對同樣的困境，聯合起來共同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他們倡導個性解放，宣揚人道主義，傳播民主與科學等思想。但是由于接受了不同文化的影響，他們對中國社會既有共同的期待，但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社會理想、價值觀念，他們對未來社會的想象，及其到達目標的方法和途徑，也有著巨大差異，因此無形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陣營和不同的啟蒙話語，紛爭就在所難免。
作為20世紀初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現代評論派”的主要成員中，絕大多數人都是在西方完成的思想啟蒙，西方的民主和理性精神讓他們看到了中國的積貧積弱的原因所在。于是他們主張用西方的科學理性和民主政治，使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他們變革現實的理想模式，自然而然也就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政治民主文化聯系起來。如高一涵在《現代評論》第1卷第10期上發表了《我們對于國民會議組織法的主張》，王世杰在《現代評論》第1卷第12期上發表了《評政府提出的民國代表會議條例》等文章，積極參照西方社會的民主法制意識，對中國當時的政治體制改革進行了有益的探討。當然，他們也一再強調，這一目標的最終實現，需要國人有足夠的耐性，以循序漸進的和平方式，才能完成中華民族復興的宏偉大業。
“現代評論派”繼承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既吸收了英國通過精英知識分子進行文化改良的精神內核，又汲取了美國自由主義的民主意識，形成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他們堅持以文化啟蒙為核心而尋求社會變革，反對激進、主張自律，強調秩序。既不主張漠不關心社會現實，又不贊成激烈的暴力革命，他們從西方文明的日益進步中，醒悟到教育的重要性，認識到教育才是文化啟蒙的惟一有效手段。他們企圖通過教育和學理的啟蒙，改變人的精神結構，重造民族文化和社會道德秩序，以文化的發展謀求社會的發展。“他們堅持以理性的態度追求民主、科學、法制等人文環境，主張有節制地進行文化秩序和道德形態的革新，建立自由、平等、獨立、人權等文化形態，以增強文化本身的內涵。”由于“現代評論派”追求文化功能的相對獨立性，確認文化自身的意義，要求文化與政治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因此反對學生介入政治，反對學生參加政治運動，因為這有悖于他們教育啟蒙的宗旨和溫和改良的政治企圖。“三·一八慘案”發生后，他們強烈地譴責了段祺瑞執政府扼殺民主的暴行，王世杰、陳翰笙、陳西瀅、許仕廉、高一涵、陶孟和等都紛紛發表文章，譴責執政府屠殺民眾、踐踏民主的暴行，并希望建立以法律為保障的民主制度，懲辦元兇，保護民眾的民主權利。同時又著文堅決反對學生盲目參加社會上的各種政治運動，陳西瀅并對學生運動的鼓動者、組織者，頗有微詞。這一點與魯迅形成鮮明的對照，也因此與魯迅之間形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與斗爭。
以魯迅為代表的革命派，在人生體驗以及對于中國社會和中國思想文化的認知方面，與自由派有著很大的差別。從1902年到1909年，魯迅在日本學習生活了長達9年之久，在留日期間，魯迅通過日本這一窗口閱讀了大量西方人文主義的哲學著作與文學作品，魯迅日后形成的“人學思想”是通過“日本式”的閱讀體驗而獲得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的啟蒙思想和價值觀念，既有西方的人文精神，又有日本的“尚武”意識，并帶有濃郁的東方實用、功利的色彩。西方漫長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歷史進程，讓他們期盼能夠在短時間內修成正果。魯迅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它的失敗在于沒有啟蒙國民，缺乏的正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革命，所以，他以小說的形式踐行啟蒙主義的思想，以喚醒廣大的國民。魯迅強調文學經世致用，他的啟蒙文學觀念從一開始就帶著強烈的事功性。但是啟蒙原本就是一個緩慢、漸變的過程，所以當他覺悟到自己并非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時候，就對啟蒙本身產生了懷疑。通過《狂人日記》、《藥》等小說可以看到，魯迅在“吶喊”的同時，也在質疑啟蒙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是“吶喊”時期的魯迅，對于啟蒙仍然是期待中有懷疑，懷疑中又有期待；到了《彷徨》和《野草》的時期，魯迅在對啟蒙的懷疑中已經無所期待，在啟蒙國民性的期待中，惟一收獲的是難以掩飾的失望，他的作品中無處不在的痛苦與絕望都在證明這一點。當然，以魯迅為代表的革命派，并沒有在痛苦和絕望中沉淪，相反，他們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行動上，仍在探尋中國現代化的出路，并在這一探尋中實現自身思想上的轉變。
三、論爭與魯迅思想的轉折
在20世紀20年代的這場與現代評論派的論爭中，可以看到魯迅思想的轉向，這場論爭不僅是魯迅思想轉向的一個臨界點，同時也是促使魯迅最終完成轉向的一個標志性的因素。“對于一種思想或精神，魯迅較關注的不是其原旨，而是其實效；考察運動或事業，關注的亦不是當初如何轟轟烈烈，而是看如何落實在日常生活中。魯迅運思是傳統經世致用之路，偏重應用而非思辨。所以，不是形而上思辨，而是‘日常生活中幾乎無事的悲劇’才使他痛苦萬分，難以忍受。”現實的黑暗和無法喚醒的庸眾，使魯迅清醒地意識到思想啟蒙不可能使中國在短時間內發生根本的變革，“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
此時，魯迅的思想在悄悄醞釀著一種“新”與“變”。他已經不再鐘情于以啟蒙為宗旨的小說，而逐漸傾向于“投槍匕首”的雜文，強調文學的戰斗性和攻擊性�！夺葆濉分�，魯迅的思想已經悄悄發生變化，1925年所寫的《青年必讀書》附注中曾說：“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在《語絲》創刊后不久，魯迅已經著手籌備創辦一個新的刊物了，這本刊物就是《莽原》。根據魯迅的意圖，《莽原》主要是一個向舊社會挑戰的批判性的刊物，而不是一個純文藝的刊物。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常常談起有關《莽原》辦刊的事情：
我總還想對于根深蒂固的舊文明，施行襲擊，令其動搖，冀于將來有萬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幾個不問成敗而要戰斗的人，雖然意見和我并不盡同，但這是前幾年所沒有遇到的。（三月三十一日）
我現在還在尋有反抗和攻擊的筆的人們，再多幾個，就來“試他一試”……（四月八日）
《莽原》實在有些穿棉花鞋了，但沒有撒潑文章，真也無法。（五月三十日）
“由早年立志用文學去改造國民性，到后來認為文學總是一種余裕的產物，這不僅是魯迅個人的心靈歷程，同時也是東洋派中國留學生的思想共識。尤其是當文化啟蒙受到挫折時，崇尚武力、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緒便油然而生。”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警醒了魯迅對于私人的攻擊，他漸漸放棄了這種較小的目標，他的情感強烈地惹動起來，他覺得更可痛恨的是另有所在了。他已經沒有作從容、幽默的雜感的余地，卻只是‘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無花的薔薇之二》）”。
在《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中，他呼喚和贊美鐵與火之中的“猛士”精神，既是一種絕望和憤怒，也是一種希望和慰藉。深諳中國文化傳統的魯迅，之所以主張復仇、以惡抗惡和不寬容，是因為他對中國文化傳統和國民性的深刻了解，出于對文化啟蒙的無奈和絕望，所以對中國社會的政治民主也是持悲觀態度的。從魯迅與現代評論派的論爭中可以看到，隨著《新青年》團體的分化，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進入低潮，“魯迅已經從原來純理性的思想啟蒙中走了出來，他意識到通過‘火與劍’來改造社會更直接更有效”。
魯迅與現代評論派之間所發生的這場思想論爭，充分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思變的兩種不同的文化心態。魯迅的思想轉型，似乎昭示著一種中國社會現代性的宿命——從文化啟蒙到暴力革命。中國的現代性必須、也只能以中國特有的方式才能達成。畢竟歷史拒絕了現代評論派的自由主義政治理想，應驗了魯迅對未來中國社會變革的想象。
現代評論派的自由主義理想在理論上是合理的，但在當時中國的現實中卻是行不通的，由于他們忽視了中國現代性的歷史與現實的規定性，忽視了整個啟蒙運動的政治影響和經濟背景，盡管他們企圖以獨立的政治立場和理性的方式堅持文化啟蒙，但現實擊破了他們的夢想，他們依然無法保持中立和自由，最終仍然淪為某種政治力量的附庸。
- (責任編輯：中國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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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北漂僅兩月工資便買一套四合院？原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