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慈禧垂簾時代的憲政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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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九八年秋天，慈禧太后的屠刀在北京菜市口齊刷刷地砍下了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頭顱，血花四濺，老邁帝國在一片肅殺之氣中，徐徐落下十九世紀陰沉的帷幕。紀元更始，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開始于八國聯軍鐵騎進京的烽火狼煙，垂簾聽政、主宰中華大地的慈禧太后倉皇西逃，萬乘之尊一路飽經流離之苦。這才有了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那道以光緒帝名義頒發的變法諭旨，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出現的第一線微弱之光，這是曾經長期被遺忘的“清末新政”的起點。它意味著慈禧開始接過戊戌變法染滿鮮血的衣缽，盡管她的出發點只是要挽救搖搖欲墜的寶座。當年十月二日，慈禧再次下達懿旨，表示“變法自強”的決心。在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等封疆大吏的推動下，清末新政開始啟動，盡管步履緩慢。
到一九〇五年七月之前，朝野上下要求立憲的呼聲日益高漲，清廷決定派遣大臣出國考察政治，枝枝節節的變法這才逐漸指向政治體制的層面。我們可以把此舉看作是清廷決心改革政治的信號，當然這個時候慈禧還沒有下決心實行立憲。九月，也就是清廷下詔廢止運轉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舉制后不久，五大臣大張旗鼓地出國考察，結果上火車時遇到了革命黨人吳樾的炸彈。吳樾當場取義成仁，五大臣有驚無險，但出國的行程被推遲了幾乎半年。十一月，清廷頒發上諭，要督辦政務處籌定“憲法大綱”。同年十二月和一九〇六年一月，鑒于上次的教訓，五大臣悄悄地分兩批出國考察，他們的足跡遍及日本及歐洲許多國家，重點是考察君主立憲制成功的英、德、日等國。
一九〇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五大臣之一的載澤歸國后，在回答慈禧的詢問時，明確主張立憲，效法日本。另外兩位大臣戴鴻慈、端方不僅當面告訴慈禧“立憲利國利民”，而且聯名遞呈了《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提出憲政變革的初步方案，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學習外國，設立議會，地方自治，做好實行預算決算的準備等等。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認為民智未開、教育不普及，反對宣布立憲，袁世凱、岑春煊、徐世昌、孫家鼐、張百熙等人則贊同立憲，皇族中的奕劻以及年輕的載灃也都抱支持的態度。當然也有很多反對立憲的聲音，包括榮慶、鐵良等人在內。對此，皇室貴胄載澤對反對立憲者的反擊最為堅決有力。慈禧太后則對立憲沒有什么太深的成見，她所在意的只是君權不受損害，服制不可改，辮發不可變，典禮不可廢。
當年八月二十七日，應慈禧之召進京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主張從改革官制入手，預備立憲。他的立憲熱情空前高漲，聲言“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當以死力相爭”。誰反對立憲，誰就是“吳樾”，就是“革命黨”。他因這些言論一時博得了“倡導立憲”的名聲。二十九日，慈禧召見大臣會議憲政之事，只有兩個人默然不吭氣，一個是軍機大臣王文韶，一個是督辦政務大臣鹿傳霖，其他人都表示應該實行立憲。最后慈禧態度明朗了，王、鹿也只好勉強表示同意。九月一日，清廷正式發表“仿行憲政”上諭，提出“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的原則，提倡廣興教育、清理財務、整飭武備、普設巡警等。
消息傳出，朝野上下、商學各界一片叫好聲，以為這是千古未有的盛舉，人們到處奔走相告，甚至有喜極而淚下的。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海外立憲派，和國內張謇、湯壽潛、湯化龍等為代表的國內立憲派更是歡欣鼓舞。立憲派集中的北京、上海等地張燈結彩，敲鑼打鼓，熱烈祝賀這道破天荒的憲政上諭。九月五日的北京街頭，商務印書館分館、公慎書局、江西學堂，以及多家報館、閱報社，掛出龍旗慶賀，各個學堂乃至軍事學堂都舉行了慶�；顒�。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慈禧太后的生日，以往人民都很冷淡，并不理會，這一年卻大不相同，各學堂學生上萬人齊集京師大學堂，舉辦慶賀立憲典禮�！毒┤A實報》一九〇六年第五十三號報道說：“從此要實行立憲，這次圣壽就是實行立憲的紀念。這等的好日子，拍著巴掌，跳著腳兒，要喜喜歡歡的慶賀大典。”天津、保定教育界也紛紛開慶祝大會，保定師生高呼“立憲萬歲”的口號，大唱新編的《慶賀立憲歌》。最熱烈的還是在上海，九月九日，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總商會、華商體操會、南市商業體操會、洋貨會館、商學補習館、商學補習會、商學公會、各學校紛紛開會慶祝、上街游行。那些在晚清經濟發展中成長起來的自治組織、新興的學堂、報紙，無疑都是憲政最堅定的支持力量。十六日，上海各大報包括《申報》《時報》《中外日報》《同文滬報》《南方報》等聯合舉辦慶祝會，到會的有上千人，馬相伯、鄭孝胥等發表演講。馬相伯的演講詞登載在《時報》上，我們現在還能讀出他當年的激動和興奮：“我中國以四五千年破壞舊船，當此過渡時代，列強之島石縱橫，外交之風波險惡，天昏地暗，民智未開，莫辨東西，不見口岸。何幸一道光明從海而生，立憲上諭從天而降，試問凡我同舟，何等慶幸！”江蘇各地包括南京、無錫、常州、揚州、鎮江、松江等地商會、學堂也都召開慶祝會，揚州商學界自編的《歡迎立憲歌》傳達的是當時普遍的心聲，其中說：“運會來，機緣熟，文明灌輸真神速……大臣游歷方歸來，同登新舞臺，四千年舊歷史開幕……一人坐定大風潮，立憲及今朝。搜人材，備顧問，一時大陸風云奮。”全國許多省的情況也都差不多，用立憲派的話來說，就是“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學界，無不開會慶祝”，這一切完全是民間自發的，不是官方組織的。十月二日的《申報》報道說，消息傳進深宮，慈禧、光緒“頗深嘉悅”。（材料來自侯宜杰著《二十世紀初政治改革風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善良的國人，在專制中生活了多少個世代的人們，以為從此可以過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以為清王朝真的要走上憲政的軌道了。不能嘲笑他們的愿望是天真、可憐的，誰又能想到這一切只是空頭的許諾，只不過是水中月、鏡中花？
一九〇六年的這次憲政萌芽是由官制改革入手的。就在頒布“仿行憲政”上諭的第二天，朝廷派載澤、世續、那桐、榮慶、鐵良、徐世昌、張百熙、戴鴻慈、袁世凱等一批王公大臣共同編纂官制，兩天后設立了專門機構——編制館。在制定官制之前，他們首先確立了五項基本原則，其中包括認同三權分立原則，因為議會一時難以成立，所以先從行政、司法著手。當然，官制改革意味著一次權力的再分配，可以說牽涉到所有官員的切身利益，阻力之大不難想象，如果沒有公心，沒有慈禧的堅決支持，都是沒有辦法搞下去的。晚清的憲政萌芽從這里起步，一開始就顯得艱難，比如想裁撤吏部、都察院，因為反對的聲音之大令慈禧都感到為難，最后只好妥協，保留這兩個傳統的衙門。所以，清廷雖然只花兩個月時間就完成了中央體制的改革，實際上改動的幅度很有限。僅以滿漢之分來說，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門大臣都是滿、漢各半，改革以后名義上說滿漢不分，實際上十一個部的十三名大臣、尚書中，滿族占了七人，蒙古族一人，漢族只有五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憲派由此感到失望。
中央體制大致上確立以后，厘定官制大臣于當年十一月五日通電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體制的方案，計劃將地方分為府、州、縣三級，各設議事會，由人民選舉議員，公議應辦之事；再設立董事會，由人民選舉會員，輔助地方官，辦理議事會議決之事，逐步推廣，設立下級自治機關；另外設立地方審判廳，受理訴訟。從現在來看，這個以地方自治為內核的方案，進步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大約到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七日以前，各地封疆大吏陸續表明自己的態度，看法不一，眾說紛紜，推行的阻力很大。早在一九〇五年八月起，朝廷就決定以奉天、直隸作為地方自治的試點，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天津設立了自治局，將自治知識編成白話，廣為宣傳。從一九〇六年十一月起，袁世凱下令自治局在天津縣一級試辦議事會與董事會。奉天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設立全省地方自治局，次年二月開辦調查員養成會，又辦起了自治研究所。
一九〇六年九月二日，清廷早在一年前計劃設立的專門機構“考察政治館”正式啟動（一九〇七年八月，“考察政治館”易名為“憲政編查館”），十二月初又將會議政務處的工作并入，直接歸軍機大臣領導，性質有點類似立憲國家責任內閣的法制局，任務包括調查各國憲法，制定憲法草案，考核法律館制定的各種法典草案、各部院各省制定的單行法、行政法規，等等。至于代議機關資政院、各省咨議局的籌辦還要晚一步，到一九〇七年才開始著手。
法制改革走在行政的前面。早在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三日的一道上諭，就命沈家本、伍廷芳參酌世界各國法律，將當時的一切律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目的就是與國際接軌。一九〇四年設立了專門的“修訂法律館”。這一進程在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以后明顯加快，僅僅這一年到一九〇七年六月，就完成了歐洲、日本十三種刑法、訴訟法及其他司法類著作的翻譯，還有十種譯而未完，接著又用大約一年的時間翻譯完成三十四種各國的商法、民法、訴訟法等著作。沈家本在主持翻譯外國法律和法學著作同時，不但非常重視派人去國外考察，而且不惜重金聘請外國法律專家，“隨時咨問”，一九〇六年十月開辦的京師法律學堂，總教習就是從日本請來的。自一九〇五年起，沈家本和伍廷芳即著手修訂《大清律例》，著重點在刪除酷刑、重罰，削減死罪條目，變革行刑舊制，刪除奴婢律例，禁止買賣人口等，其中有多項是一九〇六年提出并完成的。還值得一提的是，《欽定大清商律》《獎勵公司章程》《破產律》等一系列推動近代經濟的商法都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八年推出，與立憲的進程基本同步。
當然，最熱鬧還是民間憲政派的自發組織應運而起，它們如同雨后春筍，幾乎一夜之間就遍地冒了出來。這是一九〇六年慈禧接受憲政改革主張的最大成果，以鐵的事實證明了國人對憲政的熱忱。
第一個立憲派團體“憲政研究會”誕生在上海，一九〇六年九月中旬開始醞釀，當年十二月九日正式成立，選舉馬相伯為總干事，雷奮為副總干事，有會員三百多人。出版的《憲政雜志》（月刊）雖有比較濃厚的學術氣息，但研究會并不是一個學術社團，而是討論國家大事、乃至直接參加政治活動的團體，“務求盡國民參預政事之天職”。
“預備立憲公會”的產生與兩廣總督岑春煊有相當關系，他一個人就捐資萬兩。一九〇六年九月上旬開始密商、討論，十二月十五日在上海愚園正式舉行成立大會，投票選出十五名董事，鄭孝胥為會長，張謇、湯壽潛為副會長。最初會員不過百余人，卻都是一時精英，來自商界、學界、報館、書局，包括張謇、湯壽潛、李平書、榮氏兄弟等實業家，《時報》的狄平子，《中外日報》的葉瀚，商務印書館的夏瑞芳、張元濟等報人、出版家，創辦浦東中學堂的黃炎培、楊斯盛，以及年輕的孟森、孟昭常、雷奮、楊廷棟等，都是江南知識界的佼佼者。自一九〇四年起，南通的狀元實業家張謇就不斷與張之洞、魏光燾等封疆大吏討論立憲問題，游說他們奏請朝廷立憲，甚至代擬折子，還給袁世凱寫信，請其贊助立憲。一九〇四年六月，他和湯壽潛、張元濟等人連日會談，決定游說軍機大臣瞿鴻禨和其他達官顯貴，推動立憲，如今機會終于來了。“預備立憲公會”的成員以江、浙、閩為主，逐漸拓展到國內十多個省以及港、澳、南洋、海參崴各地，后來像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議局議長或副議長都加入進來。這個組織存在時間比較長，做了大量推動憲政的工作，比如出版書刊，普及憲政知識，僅孟昭常編的《公民必讀》就發行了十三萬冊；開辦法政講習所；推動地方自治及咨議局的成立；編訂商法等。直到辛亥革命后，“預備立憲公會”才停止活動。
“仿行憲政”上諭頒布后，遠隔重洋的流亡客康有為也坐不住了。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他起草一篇布告會眾書，將“�；蕰�”改名為“國民憲政會”（或“國民憲政黨”），弟子梁啟超不同意這個名稱，主張叫“帝國憲政會”，被康采納，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三日正式改名，對外稱“中華帝國憲政會”，主要的訴求除了召開國會，就是開放黨禁。“帝國憲政會”在海外開辦商務公司、銀行，出版報刊，到處募捐籌集資金，不過對國內的影響有限。
一九〇七年六月，熱衷君主立憲的留學生楊度在日本組織“憲政公會”（初名“憲政講習會”，又叫“中國憲政講習會”），此前他已創辦《中國新報》，鼓吹憲政。一九〇六年十二月，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有意聯合楊度、蔣智由、熊希齡等人成立一個政治團體，在寫給康有為的信中還稱許湖南人楊度是譚嗣同一類的人物，結果因意見不合，各懷心思，合作未成。一九〇七年十月，楊度奔父喪回國，聯合湖南名流譚延闿等人成立湖南支部，一九〇八年一月干脆把“憲政講習會”改稱“憲政公會”，湖南支部改稱“湖南憲政公會”，接著在北京設立本部，當年還被清廷民政部正式批準。“憲政公會”在國內許多地方設立支部，極一時之盛。
此時的梁啟超已與他的老師康有為漸行漸遠，他不想在老師過時的旗幟下做些力不從心的事情。通過《新民叢報》等平臺，他以常帶感情的筆鋒贏得了廣泛的讀者，影響已遠在戊戌年的康氏之上。本來他打算與楊度合作成立憲政會，本部設在上海，以楊度為干事長，自己不出面。與楊度的合作破裂后，他于一九〇七年六月秘密到達上海，目的是爭取岑春煊支持，并尋求與張謇、鄭孝胥這些江浙立憲派代表人物合作。其實，張、鄭等有實力、有聲望，他們組織的“預備立憲公會”正蒸蒸日上，自然不愿屈居康、梁之下；再說他們對康、梁的通緝犯身份還心存顧慮，所以會談毫無收獲。但梁啟超畢竟是梁啟超，他在返回日本之后，組織“政聞社”（一九〇八年二月發展到五百多人，本部遷到上海，由馬相伯等出面主持），創辦《政論》月刊，在上海發行，以蔣智由為主編，他在日本遙控筆政，不過再也沒有像當年的《時務報》《新民叢報》那樣一紙風行。
早在一九〇六年底，富有學識、思想開通又有能力的旗人松毓捐出一千兩白銀，聯合其他士紳籌組“吉林地方自治研究會”。他認為地方自治是立憲的基礎，而地方自治的基礎在于知識的普及。一九〇七年一月六日，“吉林地方自治研究會”舉行成立大會，松毓當選為會長。不久會員發展到七百多人，改名為“吉林自治會”，月出《自治報告書》三冊，后改為《公民日報》，還開辦了自治宣講所、自治講習所等，直到一九〇八年十月被清廷下令解散。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廣東地方自治研究社、粵商自治會成立，偏遠的貴州也在這年十二月醞釀成立“自治學社”，以后還有“憲政預備會”，其他各省也相繼出現了各種立憲、自治團體。
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仿行憲政”上諭的頒發是近代中國的一件大事。一九〇九年，各地立憲派的代表人物幾乎毫無懸念地通過選舉，進入了各省咨議局，立憲政治之花在古老的土地上初次綻放。到一九一〇年，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在穿越新疆時，拍下了一幅掛著“新疆諮議局”招牌的照片，雖然房子看上去那么不起眼，像個普通的北方農家院落，光禿禿的枝椏，一派冬天的荒涼，但具有地方議會性質的諮議局畢竟是全新的事物。在廣西桂林的一次官方集會上，會臺上方高懸著“立憲萬歲”的匾額，會場上不同的服裝就是一個新舊交替時代的風景，一邊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員，一邊是穿著新式校服的小學和師范學堂學生。這一切都意味著中國開始從古代向近代轉型。從上海到東京，民間立憲團體的紛紛誕生更是標志著時代風氣的轉換，如果說梁啟超、康有為他們早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的淚水和屈辱中登上政治舞臺，那么張謇、湯壽潛這些江浙實業家的代表和楊度這樣的留學生代表還是初次在政治舞臺上正式亮相，但毫無疑問，在這一波推動憲政變革的浪潮中，他們的聲光蓋過了康梁一輩，這已是他們的時代，并不是因為他們有什么新思想或者他們的水平、能力更高，只是生逢其時而已。無論成耶敗耶，如果只問是非，而不是以成敗論英雄，歷史就是這樣一個腳窩、一個腳窩走過來的。
- (責任編輯：中國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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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第一次看見汽車如何評價：跑這么快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