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故事與評價——前世之跋來世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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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生活在波譎浪詭、風起云涌的大時代，作為一個孜孜不倦的社會改良者，一個矢志不渝的憲政理想社會探索者，他無視周遭生死險困，閑看身邊危機四伏，歷經磨難，篳路藍縷，始終懷著振衰救敝的愛國之心，以筆為旗，奔走呼號。
最終，他以偉岸的文化與思想雙重導師身姿，屹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思想文化天空，他的聲音回響在整個晚清與近代，不僅演化為對漫長中國封建社會的摧枯拉朽之聲，還演繹為“五四運動”的恢宏前奏。
黃遵憲稱他的文字：“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于此者矣。”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寫下：“我們都經歷了思想上一種激烈變動，都自命為‘新人物’了……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第一就是他的《新民說》。”
錢基博在公元一九三〇年說：“迄今六十歲以下四十歲以上之士大夫，論政持學，殆無不為之默化潛移！”
郭沫若在《少年時代》中也說：“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沖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
振臂一呼，應者云集。
朝宣一紙，暮布四方。
這就是人類思想導師的迷人魅力。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廣東新會人。生于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卒于公元一九二九年。
他在《三十自述》里如此描述自己的出生之年：“太平天國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后一年，普法戰爭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
其時，資本主義大潮開始向全球涌動，西方列強以迅猛發展的科學技術所鑄成的強大實力為后盾，為了攫取財富，極力將觸角伸向世界每一個角落，整個世界在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
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同樣是在美國的堅船利炮撞擊下，掀起了革新浪潮。德川幕府成為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其封建陣營開始出現分化，中下級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勢力，要求“尊王攘夷”。以公元一八六八年建立明治天皇政府為標志，日本進行了轟轟烈烈的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在經濟上推行殖產興業，學習歐美技術，進行工業化革命。明治維新使得日本伴隨世界發展的潮流走向了近代化，并迅速躋身于強國之列。
但在作繭自縛、閉關鎖國的滿清政府治下的中國，卻在經歷了兩次慘痛的鴉片戰爭，不斷割地賠款，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之后，依然故我，畏縮不前，與整個世界的步伐已經大大拉開距離。
一些憂慮民族危亡，關心國家前途，試圖御侮自強的有識之士，因此開始猛然覺醒。他們驚嘆“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高呼“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始積極投身于洋務運動。
梁啟超就出生在這個紛亂擾攘的時代，在珠江三角洲南端的一個漁島，新會茶坑村。
這里地理條件很特別�！缎聲h志》說：“一日之間，雨晴寒暑，頃刻則易。夏秋之間，時有颶風，或一歲數發，或數歲一發。又有石龍風，其作則黑云翔海，猝起俄頃。”特殊的多變天氣，使得生于斯長于斯的島民，形成了善于應變、臨危不亂的特殊地域性格。正是這種性格，才使得成年后的梁啟超于急風驟雨中行度不改，嘯傲馳騁，無所忌憚。
提到新會，不能不想起同樣誕生于此的明代大儒陳獻章。
陳獻章治學追求學者心靈灑脫空曠的審美至境：“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并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在內，講究曾點活計、鳶飛魚躍，通過靜中涵養而直達天理；在外，追求激勵節操，報效社會，通過自身努力實現“外王”目的。這既是陳獻章的學術特征，也是他的學術理想。
陳獻章的“江門之學”，對明清之際的廣東學風延宕久遠，影響極大。無疑，這一學術特征又會跨越數百年的月光路，潛移默化在梁啟超身上。
梁家不是一個翰墨世家。梁啟超的祖父只是個“援例捐作附貢生”，靠掏錢才買來的秀才，父親更是個沒有任何功名的私塾先生。然而，就是從這樣的家庭里，走出了一代大師梁啟超。
明月之珠，生于蚌蜃，周之圭臬，生于垢石，大蔡神龜，出于溝壑。英雄不問出處，信哉。
少年聰慧特達的梁啟超，五歲開讀《四書》、《五經》，八歲學為文，九歲便能綴千言。據說，八歲的他登臨家鄉的凌云塔，已經寫下了如此恢宏壯麗、盡放襟抱的詩篇：“朝登凌云塔，引領望四極；暮登凌云塔，天地漸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時寒暑易；為何多變幻，此理無人識。我欲問蒼天，蒼天長默默；我欲問孔子，孔子難解釋。搔首獨徘徊，此理終難得。”
天才總是相似的。王陽明十一歲路過金山寺時吟道：“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拿來與八歲的梁啟超的這首詩作對比，不難看出二詩共同呈現了作者少年多思、英毅凌邁與深藏其中的經天緯地之志。
帶著他的光榮與夢想，梁啟超十二歲時即考中秀才，補為博士弟子員。這位少年神童的才學，令廣東學政葉大焯驚喜不已、賞識有加，認為足可以與歷史上的吳祐、任延等媲美爭雄。憑借秀才資格，公元一八八七年，梁啟超進入名噪一時的廣東五大書院之首——學海堂，受教于石星巢先生的訓詁考據學，從此“乃決舍帖括以從事于此，不知天地間于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
公元一八八九年，十七歲的他參加廣東鄉試，又以第八名的驕人成績考中舉人。主考官李端棻認為他“國士無雙”，毅然將妹妹李蕙仙嫁于梁啟超。
而此時，在北京鄉試落第、上書無音的康有為，打發了一番“上書驚闕下，閉戶隱城南。洗石為僮課，攤碑與客談”的無聊時光之后，正郁悶而落寞地行走在南歸的路上。
歷史，在暗暗推動兩個人的身影往一起靠攏。
第二節
梁啟超是個典型的矛盾集合體。
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他以無比坦誠之心自我揭發：“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于胸中”，而且“太無成見”，認為這是自己“生性之弱點”。
依弗洛伊德心理學分析，一個天性單純，不滿現實，有著遠大理想和政治抱負，同時又絕不自以為是，時刻追尋善道仁途的人，會在自己心中形成兩個性格迥異、意見相左的自我，相互否定，彼此爭執。在這個二維力場中，人會因天真而輕信，也會因求新而善變。
梁啟超說：“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他總在“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
有意思的是，康有為也有句自我認定：“吾學三十已成，此后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從中透露的其個人性格恰恰與梁啟超相反，是剛愎自用，極端自負，固執己見。
然而，就是這樣兩個性格極端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人，卻走到了一起。
一個極偶然的機會，“學海堂”同窗陳千秋對梁啟超說：“吾聞南�？迪壬蠒堊兎�，不達，新從京師歸，吾往謁焉。其學乃為吾與子所未夢及，吾與子今得師矣。”
要知道，此時的梁啟超已經是舉人，而康有為還僅僅是個監生。但這對梁啟超構不成問題，孔子早就倡導“以多問于寡”，“以能問于不能”，見賢則思齊。于一個真正的學人來說，他只尊敬學問與真理，而無視身份及地位的落差。宋朝時進士及第后的石介，不就屈身拜尚為布衣的孫復為師嗎？
這中間真正的原因卻是，博通經史，系統接受括帖、章句、考據等傳統學問的梁啟超，此時深刻發現在國家衰亡之際，這些舊學顯得是那么無能為力，那么于事無補，那么干癟而空洞。以傳統舉業為學術的學者們，表現出的則是巨大的無知，“其六藝未卒業，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者”，他們只知埋頭苦為舉業，不問民瘼蒼生。放眼望去，舉目之內，所謂的學問家，“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他們茍且偷生，不思進取，使得“中國四萬萬人之才、之學、之行、之識見、之志氣”，悉數消磨敗壞于這種教育理念之下。
所以，當見到“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的康有為，聆聽罷他激情四射的抨擊現狀的見解，感受其倡導變法改制、極言求新向變的新思想之后，梁啟超頓時被強烈震撼，如醍醐灌頂，大夢方覺。
他后來這樣回憶初見康有為時的情景：“我以少年科第，又對當時名流所推重的考據、詞章之學頗有所知，故沾沾自喜�？迪壬艘源蠛３币�，作獅子吼，將數百年無用舊學，一一辯駁，悉舉而摧陷廓清之。我初聞其說，如冷水澆背，當頭一棒，立刻盡失去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一夜不能入睡。”
可以想見，康有為的人格魅力與語言感召力是何等巨大！在十八歲青年梁啟超的心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狂瀾！梁啟超又是帶著怎樣驚喜交加的激動與不安的心情，度過了初見康有為的興奮之夜！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梁啟超在“且驚且喜”之外，還有著“且怨且艾，且疑且懼”的復雜心情。陡然相見，驚喜交加中的他怎么會有怨艾，有疑懼？又為何會產生這種思慮呢？
仔細分析一下，應該說是康有為激進變革、摧枯拉朽的全新思想與政見，讓聞所未聞的梁啟超耳目一新，并為之振聾發聵，故而“且驚且喜”；而康有為菲薄考據而不知身入考據末流，不思量漢、宋學之異，也不曾細究《公羊》家法，純任主觀，妄發己議的學問功底，卻讓此時已淹貫經史、深明考據漢學的梁啟超，又不得不“且怨且艾”，“且疑且懼”，乃至輾轉反側，一夜無眠。
日后，梁啟超多次表達了對乃師的無比欽服與尊敬，但這些話語中，只見他對康氏在政治領域的果敢與超前精神深表贊佩，但對康氏學問卻從來沒有加以贊許，反而屢屢有客觀的批評。
康有為澎湃的政治激情，點燃了梁啟超崇高的政治理想，在此時的梁啟超看來，這就是最大、最有用、最劌切現實的救世之學。何況，在傳統經學中，梁啟超已經成為儒學大師，而且因舊學不救時弊而對之產生逆反心理，因而“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的他，離開“學海堂”，拜在康有為門下，無比虔誠地做起了康門弟子。
自此，梁啟超緊緊追隨在康有為周圍，并將二人的名字鑲嵌一處。
“康梁”，成為一個辭藻，或曰政治組合，閃耀在了十九至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文化舞臺。
第三節
年輕的梁啟超，舉著一桿如椽大筆，以恭敬弟子、親密助手、忠實擁躉三種姿態，相伴在康有為的身旁。
公元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當日軍步步進逼、攻占大連之日，北京卻正是耗費國庫歲收的一半，為慈禧大辦萬壽慶典之時。“政以賄成，大官化之，惟事娛樂……政俗之污壞，官方之紊亂，至是歲為極。”
次年七月，康有為、梁啟超赴京參加會試。當考完候榜之時，《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正好傳來，舉國為之震驚。首先，一大批政界要員起而反對，翰林院、總理衙門、國子監、內閣、六部等官員開始大規模聯名上書。受他們影響，愛國熱情空前高漲的參加會試的舉子們，也紛紛聯名上書抵制簽約。
- (責任編輯：中國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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