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喪事最為儉薄的時代，給人以一種革故鼎新之感，所以它在中國喪葬史上也格外引人矚目。這一點，之前的文章已經有所提及。
曹魏的統治者曹操和曹丕父子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薄葬的先導和楷模。作為封建帝王，曹氏父子的薄葬言行，在中國喪葬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曹操是東漢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許劭評論他“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他頗有政治抱負，為了完成夢寐以求的統一大業，他以一匡天下的雄心壯志，對當時社會的許多流弊進行改革，厚葬風氣便是他改革的重點。
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在平定冀州后，馬上下令革除厚葬，并嚴禁墓前立碑。
他以身作則，率先薄葬。建安二十三年六月，曹操自己選定墓地，并確定了墓地的基本格局，詔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因高為基，不封不樹”。未及兩年，曹操便在洛陽去世，死前遺詔“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葬畢便除服。其將兵屯成者，不得離部”、“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葬事均按曹操的遺愿而辦。
曹操的薄葬言行對兒子魏文帝曹丕等人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在父親的帶動之下，曹丕也力主薄葬。黃初三年（公元222年），他選擇都城洛陽的首陽山東麓作為陵地，并留下終制說：“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身為帝王，說什么“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這樣大煞風景的話，推行薄葬，確實有明君氣度。
同時，曹丕也清醒地認識到厚葬之事往往是由君臣雙方共同造成的，因此吩咐將終制詔書抄成數份，分別藏于宗廟和尚書、秘書、三府中，以防阿諛拍馬之徒有所變更，于此可見曹丕薄葬之心之堅定。
黃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四十而亡，“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
魏明帝曹叡，生前雖崇尚奢華，但在葬事上同樣提倡薄葬，“未遽營陵之制也”。
上行而下效，曹家人言行對曹魏的葬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和約束作用。曹丕妻郭皇后的外甥孟武欲厚葬其母，郭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為法。”郭皇后本人亦以曹丕終制薄葬行事。
曹操子陳思王曹植和中山恭王曹袞也皆遺令薄葬，依父兄終制。
一些大臣貴族紛紛效法曹氏父子，實行薄葬，其中，韓暨更是在臨終遺言中提出了“生有益于民，死猶不害于民”的主張，與前朝“棺厚墓大”的思想相比實屬可貴可嘉。
蜀漢、孫吳三國的喪葬雖然明顯奢侈于曹魏，但也不乏薄葬之人。如蜀漢先主劉備有節葬短喪的遺詔，實行薄葬之制。名相諸葛亮身行薄葬，遺命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散騎常侍譙周亦葬身儉薄。
孫吳也有一些大臣貴族實行薄葬，如大司馬丹岱、輔吳將軍張昭、尚書仆射是儀、大將軍諸葛瑾、南郡太守呂蒙等人。
晉襲曹魏之風，以薄葬為尚。晉宣帝司馬懿去世于曹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預作終制，“于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篇，斂以時服，不設明器。后終者不得合葬”。景、文二帝皆遵奉成命，沒有厚葬。
景帝崩，其“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晉文帝妻文明王皇后和晉武帝妻楊皇后卒，也均承前制，實行薄葬。
東晉帝后的葬事大多依遵西晉的制度�！稌x書》載：“江左初，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從史書的記載來看，東晉時期皇室的喪事只有元帝葬其瑯邪悼王煥頗為奢侈外，其余都是實行薄葬。
晉明帝司馬紹遺命薄葬，“一遵先度，務從簡約；勞眾崇飾，皆勿為也”。
成帝司馬衍葬其妻杜皇后，詔曰：“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潔掃而已，不得施涂車芻靈。”
康帝司馬岳陵中，始用寶劍、金舄二物，即被后人視為有違祖法，引以為戒。
南朝淫侈之主頗多，然在葬事上未聞有奢侈之事。這說明，春秋戰國以來（尤其是漢代）的薄葬思想已開始深入人心，為封建統治者所接受。雖然，這些封建統治者還沒有跳出無神論的窠臼，但他們已經放棄了傳統的死后繼續享受的幻想，只求避免“戮尸地下”的悲慘結果，“使魂靈萬載無危”，這無疑是一種比較明智的舉動。
在帝王的帶動下，士大夫自為終制，遺命薄葬，蔚然成風。
《晉書•王祥傳》：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塊、綬笥皆勿以斂。
《晉書•石苞傳》：石苞豫為終制，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噙，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床帳明器也。定窆之后，復上滿坎，不得起墳種樹。
《晉書•杜預傳》：杜預先為遺令曰……故遂衣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于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
此外，如西晉時期的宗室安平王司馬學、征南大將軍羊祜、諫議大夫庾峻、涼州剌史張軌、儒士徐苗以及“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等人，都是臨終遺命薄葬。東晉時的車騎將軍庾冰、散騎常侍孔愉和顏含、國子祭酒杜夷等人也皆遺令喪事從簡。
至于南朝，薄葬之風更是盛行。
顧憲之臨終為制敕其子，“不須常施靈筵……用牲牢”。
劉杳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
姚察遺命薄葬，“以松板薄棺，才可容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粗車即送厝舊塋北。不須立靈，置一小床，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菜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
王微遺命薄葬，“施五尺床為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床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
諸如此類的薄葬例子，在當時不勝枚舉，俯拾即是，堪稱一次喪葬風氣對厚葬風氣的激烈反攻，并且還是大獲全勝的反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