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歷史大事件 第六節 1989年政治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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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989年
第六節 1989年政治風波
自改革開放以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就不斷在進行。1988年末到1989年初,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通過多種形式,在一些大城市,特別是在北京,陸續舉行意在根本改變國家制度的政治集會、政治上書和其他活動。一場政治風波在醞釀之中。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逝世,成為觸發這場風波的直接導火線。胡耀邦自參加革命以來,為黨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糾正“左”的錯誤、平反冤假錯案等方面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所以各界人士對他表示沉痛哀悼。但是,極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卻以“悼念胡耀邦”為借口,散布蠱惑人心的謊言,使首都一些高校的悼念活動很快發展成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并向全國擴展。
在這種嚴重形勢下,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會議由李鵬主持。常委們對事態的發展進行了認真研究。4月25日,鄧小平發表重要談話,對中央常委的決定表示完全贊同和支持。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社論明確指出,極少數人“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斗爭”。社論號召大家“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斗爭”。
4月27日和5月4日,北京和全國部分城市高校的學生舉行了示威游行。5月2日,首都高校數十名學生向有關方面遞交了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央的“請愿書”,就對話問題提出了12條要求和4點聲明。5月4日,趙紫陽在接見參加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會議的各國和地區代表時提出,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5月13日,在極少數人的煽動下,一部分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由于學生絕食引起社會上部分人從不同角度產生的同情,加上新聞報道的錯誤導向,前往“聲援”的人越來越多,從幾萬、十幾萬發展到幾十萬之多。舉世矚目的中蘇高級會晤也因此而受到嚴重干擾,一些國事活動日程被迫變更,有的被迫取消。與此同時,全國各大城市及一些中小城市游行人數急劇增加,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未有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6日晚召開緊急會議。為了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在北京市警力嚴重不足,已無法維也納持正常的生產、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7日開會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并于5月19日晚召開首都黨政軍機關于部大會,號召緊急行動起來,采取堅決果斷的措施,迅速結束這場風波。趙紫陽反對中央的決定,并且拒絕出席大會。
國務院根據憲法第89條第16項授予的權力,發布命令:自5月20日10時起,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同日,北京市發布第1、2、3號政府令,決定對東城、西城、崇文、宣武、石景山、海淀、豐臺、朝陽8個區實行戒嚴。但這一事件的策劃者仍占據天安門廣場。
6月3日凌晨,首都戒嚴部隊奉命進駐包括天安門廣場在內的各個執勤位置。為使戒嚴部隊能順利執行任務,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了緊急通告,宣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非法阻攔軍車,堵截、圍攻解放軍,妨礙戒嚴部隊執勤。但在極少數人的煽動下,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主要路口設置路障、攔截軍車,毆打戰士,搶奪軍用物資。當日下午,一伙暴徒圍堵、沖擊人民大會堂、中南海、廣播電視部等國家機關和重要部門!案咦月摗、“工自聯”等非法組織向廣場上不明真相的群眾分發菜刀、匕首,公然喊出“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等口號。在此萬分危急的關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下定決心,于當晚命令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平息風波。同時,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為避免傷害群眾,通過電臺、電視臺發出緊急通告,要求市民提高警惕,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晚10點左右。各路戒嚴部隊先后開進市區。在部隊開進和執行軍務過程中,一些暴徒大搞打砸搶燒殺,焚毀大批軍車,搶走槍支彈藥,用暴力手段殺傷或綁架解放軍和公安干警,戒嚴部隊被迫實行必要的自衛。4日凌晨,停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數千名學生在戒嚴部隊的耐心說服和勒令下和平撤離,5點半完成清場任務。首都的政治風波被平息。在這次事件中,戒嚴部隊、武警戰士、公安干警共有6000多人受傷,死亡數十人,被暴徒砸毀、焚燒、損壞的軍車、警車和公共汽車1280多輛,其他機動車70多輛。有3000多名非軍人受傷,200余人死亡,其中包括36名大學生。北京的局勢平穩下來后,其他大中城市也很快恢復了正常秩序。
這場政治風波的發生,具有深刻的社會和歷史背景。正如鄧小平所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睆膰H環境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資本主義世界度過戰后危機重新獲得發展,特別是新的科學技術革命使生產力得到迅速的發展,科技新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過程也大為加快,這使一些人感到意外而產生困惑,他們看不到資本主義制度仍然存在種種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與此同時,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決策上發生了不少嚴重失誤,致使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進程中遇到許多困難,以至社會主義制度本來具有的優越性未能始終一貫地發揮出來。這就不能不影響到社會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有計劃地通過種種渠道對社會主義國家加緊進行思想、政治滲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動搖和奪取社會主義已經取得的陣地。這種“大氣候”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知識界、青年學生以至黨員干部所產生的嚴重影響,是決不可以低估的。從國內環境來看,在粉碎“四人幫”后就出現了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1979年初,在這股思潮剛剛冒頭的時候,鄧小平就旗幟鮮明地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以后,他又嚴肅地提出了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任務。但是,多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沒有得到認真的貫徹執行。一批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并從事政治陰謀活動的人,便成了1989年政治風波的主要策劃者和組織者。他們打著“反腐敗”的旗號,吸引人們參加。
平息這場風波的勝利,鞏固了我國的社會主義陣地和改革開放的成果,也給黨和人民提供了深刻的經驗教訓。
- (責任編輯:中國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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