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商人，張謇有著極為宏大的抱負，他一生信奉兩個主義，在經濟上信奉“棉鐵主義”，也就是依靠棉紡織業和冶鐵業發展國民經濟；在政治上則堅信從“村落主義”中可以找到拯救中國的方法。所謂“村落主義”，其實就是地方自治的代名詞，在封建社會談“自治”二字要冒的風險實在太大，所以張謇采用了一種變通的方法來闡述自己的理想。
除了創業初期手頭拮據的那幾年外，張謇總是不遺余力地把錢用到擴大生產規模和經營種類上。據史料記載，在大生紗廠開辦之后的十余年間，張謇陸續開辦了墾牧公司、冶鐵廠、紙廠、火柴廠、鹽業公司等。這樣大規模、多種類的興業辦廠，令人望塵莫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海墾牧公司，當大生紗廠順利運轉起來之后，紡紗原料——棉花的來源成了問題。此時張謇做出驚人的決定：圍海造田種植棉花！為此他創立了通海墾牧公司，筑起攔海壩，先后造田十二萬畝，僅此一項便前無古人。張謇辦墾牧公司，也是為了給南通人一個穩定的就業來源，這其中所體現的依舊是他為民謀利的情懷。然而張謇的實業之路卻也只能到此為止了，當他把目光投向更遠處時，一道又一道陰影如同永夜般攔住了他的去路。
張謇曾經試圖將南通的自治模式擴展到更大范圍，為此他推動了“徐州建省”計劃，也就是在蘇北建立一個獨立于江寧以外的政治經濟中心，此舉觸及了地方官吏和朝廷大佬的各方利益，在他們聯手阻撓下，徐州建省僅僅是設立了一個名義上由漕運總督改名而來的江淮提督而已，與張謇當初的構想差了十萬八千里。另一個打擊是，后來他極力謀求與外國資本家聯手興辦海外貿易公司，最終也因為帝國主義不愿意張謇把企業做大做強而以失敗告終。
徐州建省和海外貿易的接連失敗，讓張謇逐漸變得急躁冒進起來，他深恐自己的理想與抱負在有生之年不能得以實現，于是加大力度進行各項實業投資，此后短短數年間，他在沒有認真考慮成本與銷路的情況下，又在大生一廠、二廠的基礎上接連建了六個大型紗廠，到了大生八廠建成時，這種違背企業經營規律的大規模興廠行為已經讓大生公司不堪重負。
可嘆的是，此時的張謇為了讓南通成為一個在民生經濟上真正不依賴于外界的自治區，又接連動用企業利潤興辦教育與慈善機構。他在當地總共開辦了370所小學、6所中學和3所高等學校，還設立了新育嬰堂、墓園、棲流所、養老院、濟貧院、女紅傳習所、殘廢院、聾啞學校……甚至還修了700余里的馬路�？陀^上說，張謇的慈善事業對于緩解南通社會矛盾，培養企業所需人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可是對于已經因為投資不善而效益不佳的大生公司來說，如此大規模地捐助慈善事業，無異于雪上加霜。
由于逐年虧損和負擔過重，大生公司終于挺不住了，致力于“以一人救一國”的張謇終于到了不得不考慮向外國借款來維持企業日常經營的地步。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時竟然是日本人站了出來，答應幫助張謇。
悲劇的是，張謇先前的“以一人敵一國”，“一國”指的也是日本。張謇的從商之路起于中日甲午戰爭給他帶來的刺激，他生平視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為頭號大敵。從他創辦大生紗廠之初訂立的《廠約》中，可以明白地揭示出張謇開辦紗廠的目的。“通州之設紗廠，為通州民生計，亦即為中國利源計。通產之棉，力韌絲長，冠絕亞洲，為日本所必須，花往紗來，日盛一日。捐我之產以資敵，無異瀝血肥虎。”他執著地認為，只要能在南通將日本人的經濟勢力驅逐出去，那么全國各地自然會以此模式為借鑒，達到在全國范圍內驅逐日商的目的。
張謇的大生紗廠在起步之初，憑借著當地人對日本歷年剝削的仇恨，順利取得了原料與銷路，還多次在紡紗和織布領域狙擊日本商人，讓日本人損失慘重，可以說日本商人對張謇恨之入骨。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日本人提出以極低的利息提供給他3000萬到6000萬的資金擺脫危機，張謇此時內心的屈辱可想而知，但他為了大生公司的未來，還是準備接受這筆借款。然而讓張謇沒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的借款本身就是一顆裹著蜜糖的毒藥，此后兩年間，盡管他屢次催促，日本人卻遲遲不履行借款合約。
等到“一戰”結束后，原本無暇顧及中國的帝國主義勢力緩過氣來，迅速扼緊了中國民族資本的喉嚨。再加上軍閥連年混戰導致民生凋敝，原本已經舉步維艱的大生公司首當其沖，在原料供應、生產設備、產品銷路等各個領域受到沉重打擊，很快就不得不宣布破產。
張謇一手創立的商業帝國終于轟然倒地，失去了信念支撐的他，晚年是凄涼的，他曾這樣嘆息：“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茍全。太平在何時？今年待明年。嗚呼，覆巢之下無完卵，野老灑淚江風前。”張謇自始至終是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也是一個悲劇性英雄，他的理想追求與殘酷現實之間的差距過大，情懷帶給了他勇往直前的勇氣，卻也埋下了悲劇收場的伏筆。
